重爆炸，真可算是奇迹。那时我昏了过去，睁开眼时，有一瞬间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陶壶的碎片就这样插进右锁骨中，关东军的军医说，因为它位在颈部，无法动手术。而且军医看了X光片后还笑着对我说，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那片拇指大的碎片上面正好刻着大日本帝国的“帝”字，就把它当作护身符吧。
疼痛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对自己说疼痛正是自己还活着的证明，当我又能持着木枝削成的木棒，做出挥舞动作时，痛觉已淡化到皮肉痛了。虽然期望自己能恢复到做出“拔胴”击打对手左侧腹；但又对炸死的同袍感到愧疚。
似乎是因为在西伯利亚每天一早就要挑着沉重的扁担完成一天的劳动，以致疲劳不断累积才使疼痛复发。
我知道在集中营接受摘除手术，无异是将死期提前。我只祈求能像在满州那样，不要触及神经就好了。
这里既没有X光设备，也没有手术用具和麻醉药。摘除异物反而有致命之虞。于是在尼可莱医生的指导下，暂时敷药布，减轻碎片周围的发炎状态。
我们的工作是铺设贝阿铁路的轨道。但是，在铺设之前，必须先填土。把路基修平之后才能在上面放置枕木。
整顿路基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如果不用炸药先把坚硬的冻土炸开，根本是一筹莫展。而装设炸药的洞穴，必须由人来挖。
先用火炬将表面的冰融化，然后在有点湿软的洼洞里快速设置好炸药。我已十分熟练炸药的处置，并不费什么工夫，但挖掘装设炸药的洞穴时，必须握着斧头，很担心振动会牵动到体内的陶片，触碰到神经。所以只要有点疼痛，就用药布减轻疼痛。
其实比起药布，有一位叫玛莉亚的护士的温柔，更具有治疗的效果。在她的照顾下，疼痛慢慢减轻，但也只是免除了清晨挥动斧头的工作。虽然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每天点完名后，到医务室去更换药布成了我唯一的快乐。玛莉亚深知我的心情，虽然药布已经没了，却也没赶我回去，还继续假装帮我敷药。
而且，她还会给我一撮砂糖。甜甜的味道让我想到故乡紫波树上的柿子。在神社院子里结实系系的柿子，即使在寒冬的景色中，仍让人暖得脸颊胀红。
手掌里的甜白砂，想到柿子的颜色
战争虽然结束了，我们却被丢在没有尽头的痛苦深渊。经常与死亡相伴的状况，可以想见战俘集中营跟战场无异。但是，战俘的心却和在战地时有天壤之别。因为，现在对抗的并不是敌国的军队，而是自己。寒冷、饥饿、疼痛、疲劳等一切，时时挑战着我们寻求温暖、饱足、快乐、怠惰的心。
尤其是饥饿更是如此。如何抵抗鄙陋的人性，决定了是人还是畜生。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刚被带到第五十三集中营后，关东军所储备的马钤薯、豆类和谷类等，有部分转作他用，剩下一点点加在汤里给我们喝。但是不到一个月，汤里放的杂粮已经少得可怜，只靠岩盐来调味。大家忍受不了饥饿，没办法只好嚼松枝，用苦味压过空腹的感觉。
午餐就用马吃的高粱做成团子配加盐的清汤，晚餐是粟米团子配加盐的清汤。三餐的主食是黑面包，一大早就把一天份三百公克的面包分给大家。但所有人都是马上就吃光。倒不是因为太饿无法忍受，而是害怕被别人偷走。
有偷拿战友面包的；有在地上发现一条虫偷偷捡回去吃的；或是为了争夺一条虫而大打出手以致重伤的；还有把马粪中未消化的高粱捡来吃的，甚至还有人从人的粪桶里……仿佛是饿鬼道的极致。但我知道，这些行为都是忍耐超过极限的结果。
马的身体里可能有俄国人也害怕的疾病，人粪里也会繁殖大肠菌。有人吃了立刻上吐下泻，最后虚弱而死。而马都消化不了的高粱残渣，有人吃了之后被纤维刺破了胃，最后吐血而死。这些都是尼可莱医师紧急发表他们的死因，以提醒我们多加注意，才真相大白的。如果他没告诉我们，猎食马粪的行为可能还停不了。
为了朝嘴里塞东西，人的自尊是可以抛弃的。只要能够活下去，就有机会回日本与家人重聚。一定是这样的信念，填补空虚的肚子。
从厨房搬来我们营房的黑面包只有三公斤。一人可环抱的角柱状面包要切成十份，然后再分成早午晚用的三等分。由于切得太随便会引起抗议，不知道是谁发起的，各班里开始使用自制的天平。在所有人的监看之下，每人配给三片一百公克的面包。对于公平公正的期待，唤起大家一同忍耐的意志。
我们拿杉树等野生的青木树枝来做筷子。天平也是用一支筷子做的简易玩意儿。但在这个什么都无法信赖的集中营里，它是唯一公平的尺度。
对我而言，那个为人心保持平衡的天平，直到如今仍在我心中。
青木枝阻我通过人畜的分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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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