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附近的酒吧去，或者回家跟家人团聚。”
“在建筑物关闭的时候有什么保全措施？”
“因为我们的使命如此崇高，哈定准备把他打开外门用的钥匙借给我们。至于保全措施，办公室方面不觉得需要雇用夜班警卫。毫无疑问，附近会有某些值班巡更的警官，不过那很容易搞定。”
“像这样洗劫他的办公室，会显得我们很不道德。”我出言警告。
“可能是吧，但理由正当，抱不平也师出有名。福尔摩斯先生有权知道谁制造了那些诽谤谣言，而且虽然他似乎接受我坚称清白无辜，我还是很希望能证实这一点。”
“如果我们被逮到，想想塔维史托克会采取什么行动，就让人很担忧了。”
“我知道，医生，”若克琳小姐同情地说道，“可是，如果你去重读那两篇连包死鱼都不配的文章，你就立刻会勇气满满了。”
我可以不卑不亢、不怕自相矛盾地说，在关系到同伴的利益时，我从来不是会逃避危险的那种人。“星期六，”我沉思道，“这让我们有整整三天可以让计划臻于完美。”
“而且谁知道福尔摩斯先生那时候会不会就回来了呢！”若克琳小姐喊道。“但如果我们还是连他的影子都看不到，至少我们可以试着清除这一片该死混乱里的一个小黑点。”
“若克琳小姐，邓乐维先生，”我说着从我的椅子上站起来，“我要敬你们。这一杯是为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祝他身体健康。”
深陷在这样令人麻木的不确定感之中，光想到有个任务要进行，就忍不住心情振奋。那天晚上更晚一点的时候，我终于吹熄床边蜡烛，但心中却开始纳闷，对于像我朋友那样光辉灿烂的心灵来说，无所作为是不是真那么折磨人，以至于一支针筒与一瓶百分之七的溶液，似乎是唯一能熬过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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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计划发展得很快。若克琳小姐好心地到那栋建筑物附近叫卖几条手帕，直到有个警察来警告她离开为止。随后她静静地跟着他，发现他的巡逻路线会领着他直接通过出入口。一个初出茅庐的窃贼有理由为此焦虑，但对于手上有一组钥匙的人来说，却几乎无须担忧。更有甚者，热心的哈定还通知我们，塔维史托克的办公室不是直接面向街道，所以在那里可以放心点灯，因为包在周围建筑物的黑暗中，那些亮光是永远不会引起注意的。
起初对于谁来尝试进行这项任务，我们有过一些讨论，但若克琳小姐不肯被留在后头，而我们又认为邓乐维的出席同样必要，我正视现况，闯进雷斯里·塔维史托克办公室，最好是由勇敢三人组来分工合作。我们在星期五会面，编出一套应急用的故事，然后订好第二天晚上十一点，是我们夜间冒险事业的起始时间。
那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过一刻的时候，我往南走到远至牛津街的地方，然后招来一辆出租马车，因为空气变得干净许多，最后几丝雾气缠绕在车窗边，就像孩子的玩具缎带一样充满玩兴，诱惑着看不见面孔的路人踏进夜色更深的地方。我们借道干草市场驶近史全德街，然后我从出租马车上下来，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我转向一条小道，走下一个小酒吧的台阶，然后向若克琳小姐与邓乐维先生打招呼，他们占据了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子。照我看来，点亮那张桌子的油灯从来没清理过。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史蒂芬·邓乐维这么宣布，在我们举起酒杯的时候，他留八字胡的嘴边挂着一个微笑，“敬阿利斯特·哈定，一位怀恨在心，却又精力十足、充满热情的人。”
“若克琳小姐，你带了那个袋子吗？”我问道。
她用她的靴子尖端踢踢某个小小的粗麻布包。
“既然如此，咱们上路吧。若克琳小姐，我们会在十分钟后跟你会合。”
留下坐在桌旁那一抹灯光下的若克琳小姐，邓乐维和我大步走过史全德街上最后一栋庄严的建筑物，穿过一度屹立着一座石砌大拱门的圣殿闩分界，然后就此进入舰队街，英国报业吵闹刺耳的核心。在星期六这么晚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平静，而且路人整体的动向似乎是要离开，而非进入。
邓乐维走近舰队街一七四号的前门，冷硬的黑体字宣布这里是《伦敦纪事报》的家，接着他就把哈定先生的钥匙插进锁孔里。几秒钟后，我们就进了前厅，邓乐维从他宽松的外套里拿出一支遮光提灯。
“我没看到有人在的迹象。”他小心谨慎地用无声的口形说道。
“我们到了楼上，就可以确定这一点了。”
踩着费心维持的无声步伐，我们推进到前往二楼的楼梯上，在这里除了我们自己的提灯灯光以外，我们没看到其他的光线。我知道该往哪走，在通过公共空间以后，我们直接走向第二办公室，这里只有单独一个锁来保护。我从我的口袋里抽出钥匙，然后打开了那道门。
邓乐维完全打开那支遮光提灯的孔眼，顿时这个房间就充满了亮光。桌子到处都是纸张，书架上放了档案夹，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