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任何线索。”
“说的好，”埃勒里狡猾地一笑，“为了不留下线索。但是一包普通的火柴会留下什么线索呢，波林杰？这个东西到处都有啊。你可能会说因为制造厂商和上面印的广告上的地址，凶手可能会认为这可以追踪到他是从哪儿来的或者他最近的活动范围。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你不可能从火柴包上面广告的地址得出结论。在纽约，你可能会得到阿克隆、坦帕甚至是利文斯维尔出品的火柴。我在买香烟或烟丝的时候赠送的火柴最远的有旧金山的。不，不对。凶手把火柴包拿走的原因不是火柴包上面印着的广告。”埃勒里停顿了一下，“但是，他还是拿走了。为什么？他怕留下火柴包会留下什么线索？肯定会是个线索，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一定会带着我们找到他——一个能辨别出他的身份的线索。”
法官和检察官严肃地点点头，坐在沙发上的三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现在，请不要忘记这一点。从一开始，凶手就害怕安德丽亚在凶杀案现场看到了对他不利的东西。不会是他的脸或是身材，他从后面袭击她，所以她没有机会看到攻击她的人。那他一定是认为安德丽亚看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他在犯罪现场从容不迫，作案之后还吸烟，那么困难地去写那个字条，在凶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又给她发了恐吓的电报，就在上星期六，他还更巧妙地警告了她。这是因为他感觉到，我们的追踪离他越来越近了。这些事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但是他还是要冒被发现的危险。而且，他不断地警告安德丽亚要保持沉默。为什么？为什么？她看到了什么，或者说他以为她看到了什么，让他如此紧张？只有可能是那个被他拿走的火柴包，因为安德丽亚在被击中头部之前，注意到了桌子上的六根火柴。”
“但是我们还在寻找他非要带走火柴包的原因。只有一个行得通的原因。这个火柴包是合上的，他知道这一点。所以放在桌子上会被全部看到。那么这个火柴包烦恼他的原因就很简单了，和火柴包的外表是有关系的。他是害怕安德丽亚会认出这个火柴包是属于他的吗？这好像也不合情理，人们一般不大可能凭着纸火柴包就能‘认出’是属于谁的，即使是这个人习惯使用某一种火柴。那么只有可能是火柴包外面印有一种标记，确切地说可能是一种字母组合。安德丽亚如果看到它，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这个人。”
“这真是有趣，所以这一切，”安德丽亚说，“可是想一想……”
“最讽刺的就是，”埃勒里笑着说，“安德丽亚根本就不记得纸火柴包的外表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了。她看到了，但是并没有在脑海中留下印象，因为她当时很害怕。那天当我安排了那场戏模拟星期六的晚上，在我对她向我所推理的方向引导时，才使她回忆起来。那时是她第一次想起来。但是凶手不会冒险地认为她没看见，毕竟他看到了她曾经紧紧地盯着那张桌子。他一刻也没有怀疑过安德丽亚已经认出了火柴包上面的标记，从而知道了凶手的身份。”
“那么现在我就又知道了凶手的一个特征。他是一个男人，抽烟斗。他用的火柴在外面有某种能辨别出他的身份的标记。”
埃勒里点起了一支香烟。梅南德法官说：“真是太出色了。但是应该不是全部吧？我还看不出……”
“全部？绝对不是。这只是整条锁链中的第一个环节。第二个就来自那个烧焦的软木塞。我曾经证明过如果凶手是把它用作书写工具，那么很显然他认为手边没有更有效的书写工具。我之所以说是他认为，是因为作为一个男人，他没有想到用口红。这说明他自己本人当时没有带着钢笔或铅笔。还记得吗，要写字条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或者是他带了钢笔或铅笔，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愿意使用。”
埃勒里又停了一下：“波林杰，你还记得我对这个凶杀案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当时，我指出你不知道应该说是谁被杀了——金鲍尔还是威尔逊？”
波林杰苦笑着说：“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你当时说这将对这个案子起到关键的作用。”
“这一点是多么关键甚至连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即被害人是以什么身份被杀的，就无法进行最终的判断。因为通过它，我们才能找到凶手最为明显的特性。不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凶手的模样永远是模糊，而且是没有意义的。我无法完整地描述出它的重要性。”
“你已经使它听起来很不寻常了。”法官说。
“事实证明这对凶手来说的确是很不寻常的。”埃勒里回答说，“好了，被害人究竟是以什么身份被杀害的呢——金鲍尔还是威尔逊？我现在马上就回答这个问题。”
“听我说：既然凶手杀了被害人，又要嫁祸给露西·威尔逊，那么他一定知道警方肯定会相信露西有足够的动机。因为没有人会陷害一个无辜的人，在他不知道这个人有可以令人相信的动机的情况下。而露西只是被害人的妻子这个事实，不足以构成可以对她进行诬陷的动机。”
“好，那么露西·威尔逊的‘动机’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