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专攻经营学，对于现代公司的经营十分自信。他从学生时代就怀抱着一个梦想，希望能经营一家公司，试行他的理论，再对理论进行修正。然而考虑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他又心灰意冷。从小职员的地位爬上企业领导者的宝座，如果晋升顺利，也得花费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如果运气不佳，在成为企业家以前到了退职年龄，就不得不离开企业。如此想来，他不甘寂寞，但又心急如焚。他想：我的一生可能来不及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就会结束。男子汉大丈夫，谁能忍受这种委屈？
于是，他虽明知同事们对他冷眼相看，仍然努力不懈，企求上司的赏识。他心急火燎地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指望着尽快成为一名企业家。
苍天有眼，他被女董事长慧眼看中。在一些女人的眼里，他也算是英俊男子，或许这一点也为他铺就了阶梯。
当久美子向他提出结婚时，他马上权衡了利弊。久美子年已三十，容貌不算漂亮，而且已近中年，皮肤上还隐约出现了褐斑，身体的曲线也有了臃肿的感觉。但他还是不顾这些“弊端”，同意了这门婚事。靠着婚姻的力量，他能一跃而登上企业家的宝座，这份魅力足以弥补那些“弊端”，这应当是一笔值得的交易。这就是他的想法。
对于一个男子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事业成功。与这个目标相比，恋爱、结婚就是微不足道的了。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
然而，他这份算计在某一处发生了误差。
最大的失误是他没曾料到久美子婚后仍然不肯放弃董事长的地位，而只是授予他“常务董事”一职。其实这是一个虚名，公司的命运一如既往全部操纵在久美子一人手中。他曾提议改革公司的组织机构，但久美子以资金不足为由否决了他的第一个计划。当时公司的体制是这样的，芝麻大的事情也须提交董事长裁决，未经久美子许可，任何事情都办不成。
婚后第二三年，他也曾试图与久美子的专制相对抗。然而久美子对这样的抵抗几乎毫不介意。他又没有勇气与久美子离异，到别的公司另谋一份差事。要是去了一家新的公司，他将不得不重与账簿打交道，亲自动手抄抄写写，有事就得请示上司。他不愿回到那样的小职员生活中去。岁月流逝，他也就死心塌地了。他时常自嘲：久美子只是我的性生活的必需品而已。他渐渐习惯了舒适的生活，甘心于这种地位了。
不过，他时常回忆起学生时代的雄心大志，然后暗暗想道：要是久美子死了就好了。因此说他希望久美子死绝对没有冤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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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野对谁也没有说起关于那个奇怪电话的事情。他认为：也许是故意和我为难，或者是恶作剧吧。不过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有这种愿望。
当天夜里，他故意拿着一本并不想读的小说走进书房，拖延上床的时间，以便让久美子先睡。在这种私生活的细节上，久美子也是鞭长莫及的。到久美子入睡后，水野又对那个电话琢磨了大约一个小时。
首先，他认为打电话的人是认识自己的。对方把声音压得那么低，就是害怕水野听出他的声音。其次，对方是知道水野希望久美子死的，这说明他对公司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熟知水野的性格。还有，他要求水野明天在办公桌上的花瓶里插上白花，作为表示同意的暗号，他怎样才能看到这个暗号呢？当然是公司内部的员工，透过玻璃门就能一目了然。
如此看来，对方是公司的员工。
不过，水野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明天要不要往花瓶里插上白花。
假如那个电话并非单纯的恶作剧或是坑人的把戏，而是货真价实的“杀手”发出的信号，那么插上白花的确是可行的办法。这不是白纸黑字，不用担心被第三者看见，也不必害怕留下证据。除了水野和杀手两人以外只有天知地知。而从杀手的角度来说，他能取得水野的答复而不需要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这种事太书卷气了，但是正因为这样，反而显得真实。水野已经对那个电话半信半疑了。
不过，关于是否同意对方的要求，他还是犹豫不决。他并非对要不要杀死久美子一事举棋不定。结婚之初，他只是把久美子当做一种“手段”。如今已知道了这“手段”毫无利用价值，要将其除掉是不必犹豫的。
问题是如果谋杀成功，这个案子对他的安全有没有影响呢？这一点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如果久美子死于他人之手，警察自然会查出自己是久美子死后最大的获利者。遵循这个原则，警方必定会疑及自己。当然，考虑到水野具有制药公司常务董事的身份，警方也许不会贸然将他逮捕，但恐怕免不了要反复地讯问和没完没了地盯梢跟踪。这可受不了。他会患上神经病，最后不得不招供。这样一来，他就毁了。
何况杀手也有可能被捕，他无疑会供出水野。这一来自己也会被捕。水野认为自己不可能在长期的拘留中否认他与杀手的关系。
“终究是不可行的。”
水野得出了这个结论。虽然他觉得放弃这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