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经济上有充分的保证，将来的地位大致上也有指望。难道只是出于对名誉的欲望，企求一个小说家的虚名？
丈夫确实很爱虚荣。那篇小说发表以后，凡是对它的批评，不管文章如何短小，只要被他看见了，他一概辑录在剪贴簿上，连那一期杂志在报纸上登的广告，他也剪了下来。这难道不是变态的虚荣心么？为了夸耀他在专业范围以外还有如此高明的才能，他受到了诱惑，甘冒剽窃行为暴露于众的风险，也未可知。
“那么，对于由利的出现，丈夫会取何种态度呢？”
在我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学者之间，对于盗窃他人成果的行为，是视之如罪恶的。倘使暴露出来，丈夫便会失去作为学者的生命。
“所以，丈夫就接受了由利的敲诈。”
对我来说，这是很不愉快的事情。我绝对不愿接受这一结论。
“剽窃作品太过分了”我不愿相信。那终究是由利小姐的妄想吧？或是为了别的目的。她撒了弥天大谎。“一定是这样！”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管它呢！丈夫回家以后，事情就会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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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丈夫回家以后，还是没法解开我的疑团。我把刑警的名片给他看了，并说：
“今天这位先生来过。”
丈夫说：“哦，就是那个刑警！他也上研究室来啦！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就回去了。”他对此显得漠不关心，说完就要进书房去。他见我默然不语，闷闷不乐地仰脸看着他，又说：“我吃过饭了。有篇稿子要赶出来。说不定还得熬个通宵。”这是向我宣告：他的时间很紧。若无特别重要的事情，不要进书房找他。
我自幼生长在学者之家，结婚以后，也很自然地接受了丈夫的这种态度。每逢其时，我就早早入睡。陪伴丈夫工作到深夜，那是愚蠢透顶的做法。睡眠不足最不利于保养容貌。
我为丈夫做好了宵夜的三明治，把咖啡灌入保温瓶。送到书房里。我推开门，招呼一声：
“宵夜拿来啦！”
“啊，谢谢。”丈夫应了一声，头也没回。
“放在这儿了。我这就睡觉去。”我一边说，一边蹑足走到丈夫身后，伸出脖子向书桌上面窥探。桌上摊着稿纸，可纸上未写一字。钢笔也搁在桌上，还没取下笔套。
“这算什么急稿！”我有点儿生气，悄悄退了出来。
就寝之后，我打算细细思考一番。可是不知不觉就入睡了。一觉醒来，枕边的时钟指着一点半。丈夫的床位还空着。“他究竟在干什么呢？”我望着小灯泡照明下的昏暗的天花板，心里非常纳闷。
我睡觉前，丈夫确实没有写稿，也没有翻阅资料。对于学者来说，静坐思考说不定也是一种工作。可是，丈夫当时所想的问题，似乎与工作无关。我总有这种感觉。
“还有早两天在烟灰缸里烧毁的纸片！丈夫近来确实反常。”
我的眼光渐渐敏锐了。那位刑警出现在我的意识之中，接着，我心生一个疑念，丈夫走进书房是不是为了逃避我？也许他不愿和我谈说刑警来访的事情。
我关灭了台灯上的小灯泡。在黑暗里，思路似乎更加清晰，“首先”，我想道，“要把至今为止的所有怀疑全部假定为事实。”在黑暗中进行这种类型的思考，也许是最合适的。我如此坦率地作了一个假定，连自己也觉得可惊。
我假定：丈夫在学校某处拾到了由利小姐的原稿（他们同在一个研究室。活动范围相差不远，所以很有这种可能。）。
丈夫起始打算交还。可是当时正值杂志的编辑劝他写作侦探小说，他正苦于构思不得，便起了歪念，想利用这篇原稿。他以为，只要更改细部描述，剽窃一事便无人知哓。也许他还想过事后要向作者承认，然而对手是个厉害的女人。据刑警说，由利小姐也曾敲诈过别人。好比送肉上砧板。丈夫听说他不在家时由利小姐登门来访，他不想让我知道隐情，灵机一动，便编出了“狂想症”之说。后来，丈夫无疑屈服于由利小姐的敲诈，把“零用钱”“借”给她了。
我想起了丈夫在烟灰缸里烧毁的那张纸片。那个数字也许和他支付给由利小姐的款额有关吧？也许这是过于多虑了，但这种想法确实有它的道理。
“丈夫到底给了她多少钱呢？”我出嫁时，父亲曾对我说：“学者的生命就是书本，可不能让他缺少买书的钱。”我们的生活费，一直由我娘家补贴，丈夫的薪金几乎全部由他自己留下购置书籍。恐怕他就是把那笔书籍资料费交给了由利小姐，以应付她的敲诈吧。
“唉，这也罢了。”我想道。那位由利小姐已经死亡。敲诈问题也因此而一笔勾销了。可是，丈夫为什么还在苦苦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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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头猛然一震。人们在和汽车撞击的瞬间，也许就是这种感觉。
本间刑警说过，由利小姐之死，警方疑为他杀。他还露出口风：凡是由利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