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人民报仇的欲望。这次的攻击行动将由一个秘密组织来实施，这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可以维持其正义的、受人尊重的、为解放受压迫人民而战的革命军队形象。阿拉法特的二把手阿布·利阿德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官，但行动的执行官就是来自贝特赛义德村的伟大巴勒斯坦战士的儿子——萨布里·阿勒·哈利法。行动队被命名为“黑色九月”，以纪念那些死于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民。
萨布里从法塔赫最优秀的团队中挑人，组成了一支精英队伍。他继承父亲的传统，挑选了一批和自己类似的人——出身良好、眼界开阔的巴勒斯坦人，而非难民营中的难民。而后，他又到欧洲集结了一批巴勒斯坦流亡者。同时，他还与欧洲的左翼恐怖组织和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1971年11月，“黑色九月”已经准备好来到世人面前。而萨布里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侯赛因王的约旦国。
萨布里进行“实习”培训的那个城市瞬时血流成河。当时正在拜访开罗的约旦总理在喜来登酒店被一枪毙命。接下来是一系列的恐怖袭击：约旦大使的车在伦敦遇袭，约旦的飞机被劫持，航空公司办公室被炸毁。在波恩，五名约旦情报员在一栋大宅的酒窖里惨遭屠害。
对约旦的报复完成后，萨布里将注意力转向了巴勒斯坦真正的敌人：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72年5月，“黑色九月”劫持了萨贝纳航空公司的飞机，强迫飞机在以色列卢德机场降落。几天后，日本赤军的恐怖分子又以“黑色九月”的名义，在卢德机场用机枪和手榴弹杀害了二十七个平民。欧洲各国的以色列外交官和知名犹太人也纷纷收到了邮寄炸弹。
但萨布里最大的恐怖主义胜利还在后面。1972年9月5日清晨，六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跃过德国慕尼黑奥林匹克村的围栏，进入了康诺利街31号的一间公寓。两名以色列人遇害，另外九人成为了人质。之后的二十小时内，全世界有九亿观众在电视上看到了德国政府和恐怖分子协商释放以色列人质的过程。恐怖分子设置的最后时限眼睁睁地过去了，晚上十点十分，恐怖分子和人质登上了两架直升机，赶往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他们到达没多久，西德警方展开了一场糟糕的营救行动。最后，九名人质全部被“黑色九月”恐怖分子杀死。
阿拉伯世界沸腾了。在东柏林的一间安全屋里指挥了整场行动的萨布里·阿勒·哈利法回到贝鲁特之后，受到了英雄的待遇。“我的孩子！”阿拉法特拥抱了他，“你真是我的孩子。”
在特拉维夫，果尔达·梅厄总理命令她的情报处总指挥为慕尼黑的十一名死者报仇，寻找“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行动名为“天谴”，总指挥是阿里·沙姆龙，也就是在1948年只身结束了阿萨德酋长恐怖统治的那个人。二十五年后，沙姆龙第二次受命暗杀一个姓阿勒·哈利法的人。
说到这里，迪娜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然后才继续讲起后面的故事，完全无视正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加百列——尽管他离她只有十英尺。
“‘黑色九月’的成员被‘天谴’行动一个个地找到并杀死。他们总共有十二名成员死在情报处的杀手手里，但萨布里·阿勒·哈利法，也就是沙姆龙最想找到的人，却依然躲在某个神秘的地方。而且萨布里开始了还击。他杀掉了情报处在马德里的特工，又袭击了曼谷的以色列使馆，杀害了美国驻苏丹大使。他的行动与他的袭击一样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阿拉法特已无力掩盖萨布里参与了‘黑色九月’行动的事实。外界对他的谴责纷至沓来，就连那些同情他的人也无法原谅他的行为。萨布里的所作所为给巴勒斯坦带来了耻辱，但阿拉法特依然将他当作儿子一样看待。”
迪娜停了下来，望着加百列。投影仪的光映出了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他正呆呆地望着自己放在桌上的双手。
“你愿意讲完这个故事吗？”她问。
加百列花了一分钟时间端详自己的双手，然后才缓缓地开了口。
“沙姆龙从一个线人那里得知，萨布里在巴黎有个相好的女孩，叫德尼丝，是个左翼记者。她深信萨布里是一个巴勒斯坦诗人和自由斗士。萨布里没有告诉德尼丝他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一个孩子。沙姆龙考虑过争取她的帮助，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那个可怜的姑娘应该是真的爱上了萨布里。于是我们派了一支队伍到巴黎，对那个女孩进行监控。一周后，萨布里就到城里去见她了。”
他顿了顿，抬头望着面前的屏幕。
“他午夜的时候到了女孩的公寓。当时天太黑，很难确认那个人就是他，所以沙姆龙决定等一等，等到我们可以确定他的身份之后再行动。他们在公寓里做爱，一直到下午才去圣日耳曼大街的一间咖啡馆吃午饭。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午饭后，他们散步回了公寓。当时天还没黑，但沙姆龙下令行动。
“我步行跟踪他们。他左手搂着那个女孩的腰，把手插到了她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右手则放在自己夹克衫的口袋里。那是他放枪的地方。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但又继续往前走了。他和那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