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对话一两回，就是当老爸喝得太醉，摇摇晃晃过门不入，跑到三号去的时候。他会在路上颠颠倒倒，猛踹栏杆，吼着要麦特·戴利像个男人出来和他打一架，直到老妈和谢伊（要是老妈去办公室当清洁工，就由卡梅尔、谢伊和我）出去说服他回家。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感觉整条街都竖起耳朵窃窃私语，幸灾乐祸。但戴利家从来不开窗，也不开灯，最困难的就是扶老爸绕过楼梯的转角。
我们冒雨跑到三号门口。“待会儿进去之后，”凯文敲门时，我对他说，“由你负责开口。”
他吓了一跳。“我？为什么是我？”
“帮个忙，就跟他们说箱子是怎么找到的，之后再由我接手。”
他看来不大高兴，但我们家小凯一向喜欢讨人欢心，而且他还来不及想出不伤和气的办法要我有事自理，这时候房门就开了，戴利太太探头出来。
“凯文，”她说，“你好——”她认出我，双眼圆睁，打嗝似的喘息一声。
我柔声细气说：“戴利太太，很抱歉打扰您，我们方便进去吗？”
她一手捣住胸口，小凯之前提到她的指甲，果然没错。“我不……”
只要是警察，都晓得怎么进犹豫不决的人家里。“我只是不想让箱子淋雨，”我假装拿不稳手提箱说，“我觉得您和戴利先生应该看一下这个箱子，这东西很重要。”
凯文在我后头，神情局促不安。戴利太太朝楼梯上方张口大喊：“麦特！”眼睛始终盯着我们。
“妈？”诺拉从客厅出来说。她已经长大了，身上那件洋装就是证明。“是谁——天哪，弗朗科？”
“如假包换。嗨，诺拉。”
“老天。”诺拉说了一句，眼神越过我的肩头向楼梯瞄去。
在我印象中，戴利先生是穿着开襟毛衣的阿诺·施瓦辛格。没想到他个子不高，纤瘦结实，腰杆笔直，头发剪得很短，下颚线条刚硬。他打量我，下颚收得更紧，接着对我说：“我们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我朝凯文瞟了一眼。“戴利先生，”他急忙接口，“我们真的、真的需要给您看一样东西。”
“你想拿什么东西给我们看都行，但你哥哥必须滚出我家。”
“我知道他不该来，但我对天发誓，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事很重要，真的，我们能不能……拜托？”
凯文太棒了，双脚左右踮步，挤出疲惫的眼神，看来尴尬、笨拙又焦急，赶走他就像赶走毛茸茸的大牧羊犬一样残忍。难怪这小子会做业务。“我们并不想打扰两位，”他低声下气加了一句，加强效果。“但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办。五分钟就好？”
过了半晌，戴利先生神情僵硬，百般不愿点了点头。要是有凯文充气娃娃，我一定会花钱买一个放在后车厢，随时应付紧急状况。
他们带我们走进客厅，感觉比老妈家的客厅明亮，东西也少。素色哔叽地毯，墙壁没贴壁纸，只用乳白色油漆粉刷过，墙上挂着一张约翰·保罗二世肖像和一张裱框工会海报，房里看不到花边盘垫或石膏鸭。
我们小时候常在左邻右舍跑进跑出，但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房子。我一直希望他们邀我进来，就像你极度渴望一样东西，别人却告诉你你不够资格一样，让你更加心痒难熬。然而，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场景。我想象的是自己一手搂着萝西，她手戴戒指，身上一件昂贵外套，肚子里怀了孩子，脸上笑容灿烂。
诺拉要我们坐在咖啡桌旁，我发现她想去拿茶和饼干，但又打消念头。我将提箱放在桌上，刻意装模作样戴上手套（戴利先生一家可能宁愿见到警察，也不要见到麦奇家的人），将垃圾袋拆开。“你们之前看过这个箱子吗？”我问。
沉默了一秒。接着，戴利太太轻叹一声，既像喘息又像呻吟，同时去抓提箱。我即时伸手阻止：“我得请您别碰这个箱子。”
戴利先生哑着嗓子：“哪里……”他从齿缝吸一口气说，“你是从哪里拿到的？”
我问：“你们认得这个箱子吗？”
“是我的，”戴利太太紧握着关节说，“蜜月旅行买的。”
“你是在哪里拿到的？”戴利先生说，音量稍微提高，脸庞涨成不健康的红色。
我眉毛一挑，向凯文使了个眼色。整体而言，他说得很好，讲了建筑工人、出生证明和电话。我像讲解救生衣的空姐一样一边出示箱里的东西，一边观察戴利家的反应。
我离开那年，诺拉大约十三四岁，还是个肩膀浑圆、矮矮胖胖的小女孩，头发又鬈又曲，对自己过早发育的身材一点也不满意。不过，结局倒是皆大欢喜。如今她身材和萝西一样让人眼睛发直，虽然不再丰腴，但性感依旧。
在这个少女刻意不吃不喝，永远暴躁易怒的时代，这样的身材已经不复见了。她比萝西矮了三五公分，深棕色头发和灰眼眸，不像萝西那样色彩缤纷，但两人还是颇为神似。仔细看不觉得，乍看就会搞混。不是一眼就看得到的雷同，而是肩膀的角度与脖子的弧线，还有她听人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