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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接到王小山电话的四十八分钟前，七月八日凌晨两点四十四分，比尔离开六病区，下电梯，穿过院子，由后门走出医院，沿着思南路冒雨而行。
夜路上，间或有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开过，到他身边减慢车速，之后不甘不愿地加油门离开。他两手插在口袋里，脚步踯躅，快走到肇嘉浜路的时候，他忽然加快脚步，在路口挥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西向直行，到天平路右拐，穿过一个三岔路口，停在华行大厦的门前。
旋转门已经上锁，他从边门进去，拐到魅影发廊的玻璃门前，掏出钥匙，蹲下身，沿着大理石地面摸索到钥匙孔。门开了，他熟练地穿过成排的镜子和发廊椅，在黑暗中脚步飞快，竟没有撞上任何东西。贮藏室里一阵响，搬动什么的声音，少顷，他提着一副金属折叠梯走出来，梯子在幽暗的大堂里闪闪发亮。
他穿过大堂，搭乘右侧的客梯，消失在两扇合拢的金属门后面。底层电梯门口上方的楼层显示灯在跳动着，五、六、七……十七、十八，停在十九层。
跟上他最快的方法是乘坐左侧的客梯。
此时的十九楼被光影的游戏分成了两个世界。前台和门庭的背后，朝北的一半，完全沉没在黑暗中，而朝南的一半，被明暗相间的花纹布满，呈放射状，由南及北，沿着走廊逐步放大，最后被门庭的影子完全截断。这是夜光透过南侧观光梯的栅栏门照进来，在半个楼面的投影。
从左侧的客梯出来，就是踏入了花纹斑斓的这半个世界。一时间，不要说分辨出人影，就连哪里是走廊，哪里是墙都分不清了。在这种情况下，梯子比人显眼多了，因为它金属材质的凌厉反光，不锈钢的两片支架已经打开，靠在墙角。比尔正站在梯子的顶端，摆弄着走廊一侧顶端安装的监视器。他用随身的刀子割开监视器后侧的一块胶布，取下了一个东西。
是一面小镜子。
六角形的环形走廊里共有四个监视器，分别安装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角落里。有人在西南、西北两个监视器的后面各安了一面小镜子。本来如果观光梯在十九层经过，只有楼面南侧的人可以看见墙上的“花雨”，获知判断电梯的到达与离开。楼面整个朝北的一半则被门庭遮挡，完全看不见什么。
但是，只要有这两面角度巧妙的小镜子，南侧墙面上光影的变化就会被反射到门庭的背面，尽管是一个十公分见方的光斑，那已经足够了。
所以凶手就不再局限于当时在十九楼上班的员工，如果有人从货梯上来，站在安全门后面，透过门中间的窄条玻璃窗，就可以看见门庭背面的光斑，知道被害人登上观光梯的确切时间，再沿安全梯去到楼顶的电梯控制室。
比尔是在销毁证据的时候被他当场抓获的，王小山这么说。
“不可能！”我在原地转来转去，挥舞着手臂。
比尔坐在分局办公室的一角，神色分外平静地看着我。
我对王小山嚷嚷着：“他为什么要杀人？他跟苏亚有什么关系，跟孟玉珍有什么关系，跟新药实验又能有什么关系？他只是一个剪头发的而已……”我强烈的手势并不能加强我说话的力度。事实上，说到这里，我已经感到自己的语气越来越虚弱。李嘉文，李主任，卢天岚的前男友。今天之前，我了解他多少，现在我又知道多少。
王小山摇头说：“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吧？”他递给我一沓资料，比尔黑白复印件的照片赫然在第一页的左上角。
李嘉文，身高一米七九，七十八公斤。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硕士，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学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一九九七年参加工作，二〇〇二年升任瑞安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在二〇〇三年，事业最风生水起的上升期，忽然辞职。我究竟了解他多少，曾经最年轻有为的学界代表，转眼变身成为一家小发廊的发型总监，太荒唐了。
据王小山搜集的资料，李嘉文的猝然引退，跟他学术观点强烈的倾向性有关。
当时学界有一派专家认为，心理治疗应该秉承经典精神分析的原则，他们对新兴的所谓简易疗法和流派持保留态度，更加反对药物治疗，尤其是医生和病人之间基本上毫无沟通的药物治疗。
称他们“古典派”算是一种礼貌的说法了。事实上，学界的大多数专家都在背后讥笑他们是“古董派”。中国的心理治疗似乎一开头，就不是备“古典”的条件。专家门诊一个上午三十个号，有的还不止这些，医院的盈收与医生的奖金以这个为考核标准。各个医药公司都有一批自己熟识的主任、副主任直至普通医师，处方上开出越多的药，医生个人的药扣就拿得越多。这种状况下，为什么还需要耐心听病人诉说什么痛苦，费心去解决他们内心的问题呢，开药，既能体现医生的权威性，又能最有说服力地遣走病人。
也有一些专家会尽可能地对病人做一些心理治疗，仅限于认识疗法、行为疗法这样简易快速的手段。如果每次治疗耗时过长，每个病人的治疗周期过久，不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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