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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了让民众不要对‘战争’、‘大战’这样的词语抱有负面印象，很早就把‘大战’之类的单词与正面意义相结合，运用在各种地方。比如‘与艾滋病的战争’，或是‘与贫困的战争’。这是为了有一天发动真正的战争时，能够顺利取得国民的支持而做的准备。”同行有些兴奋地阐述这一观点。当时觉得这番话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而且所谓的“美国”指的到底是谁也暧昧不清，缺乏说服力，所以作家并不觉得这一观点有多新鲜，听听就算了。此时，这番话却忽然在脑中苏醒。
“下周我会致电给您。希望到那时您已经考虑好了。”西装男把用红笔批注过的原稿装进信封交给了他，出版社的编辑也没有多说什么，两人就一起离去了。
回到家，看到摆放在玄关处的孩子们的鞋和妻子的凉鞋，作家总算恢复了平静。他先到起居室，跟正在玩掌上游戏机的孩子们打了个招呼。
把上衣放进衣柜后，作家来到餐桌旁。妻子已经准备好晚餐了，桌上依次摆着盛有菜肴的盘子。
“今天有什么事吗？”妻子并没有看着作家，笑着说道，“核导弹？还是地震、恶性通货膨胀？”
“嗯啊。”作家应了一声。与其说是随声附和，更像是呻吟。
“你也很不对劲呢，总是一副不安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我不安？”
“你脸上不是写着呢嘛。很快就会有令人不安的事了，真令人不安哪。你不是要这么说吗？”
被妻子揶揄也无可奈何。他确实总是心怀不安。比如，如果朝鲜半岛北侧的国家宣布要进行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发射试验，他就会看遍电视报道、周刊杂志、网上的新闻，也就是说，会完全被有限的情报诱导，然后一脸惨白地说：“这样可要出大事了。”又或者，如果看到天空中有奇怪的云，他就会认定那是大地震的征兆，于是暂时不靠近高层建筑，躲在家里，觉得应该尽量和家人待在一起。再有，看到周刊杂志上登载“日本经济将全面崩溃”、“纸币会变成废纸”这样具有煽动性的预测报道，他会大吃一惊，坐立不安，想着必须从谈不上充裕的存款里拿出一半，换成金子。
“等事情发生后就来不及了。”作家为自己的爱操心和小心翼翼辩解。
“但是，如果发生像战争、地震这种重大灾难，和大家一起被卷入不是也挺不错的吗？反正也无力改变。而且，光想着怎么让自己长命会很辛苦。你觉得核弹会落在这个国家？这很不现实哦，小说家的想法怎么和漫画一样。”
“不是这样的。”作家生气了。
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核弹落下后造成的物理上的伤害，也不是因为大地震而失去家与财产。这些事他当然也会害怕，但他更怕的是社会失去秩序，大家所遵从的法律与道德成为一纸空文的恐怖景象。
在他的梦里，街上的人群看起来都筋疲力尽、垂头丧气，沿着漫长的马路前进。有男有女，体型迥异，年龄不一。他们身穿灰色的衣服——原本应该是白色的，却被弄得脏兮兮、黑乎乎的，一脸不安与激愤。
对看不清的未来的忧虑使他们的衣衫变脏、脸色暗沉。
很快，不止衣衫，连他们的行为也会黑化。恶意与敌意突破表面的掩饰，身体开始遵从自身的欲望与暴力冲动，做出相应的行为。
常识不再通用，只有激愤的爆发。
“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但结为群体就成了无脑的怪物。”
脑中浮现卓别林在电影中说过的台词。作家虽想守护家人，却被黑衣人群袭击，最终自己也溶入暗色中。
梦总是在这里醒来。
“喂，”作家问妻子，“如果被告知‘要是不修改你的小说就会发生大地震’，你会怎么做？”
“我不写什么小说，也没想过这些。”
“我是说假设。在可怕的压力下，你会怎么做？”
“谁知道呢。我可不认为你写的小说会带来大地震。”
“由于我的小说太有趣，读者们都感动得发抖，结果就发生了大地震——确实不会有这样的事呢。”作家苦笑着说。
“作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力。比起这个，我更希望你发挥作为父亲的影响力。”
“什么意思？”
“想办法让孩子们别玩游戏机了。”
作家明白了妻子的意思，走近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玩掌上游戏机的孩子们，说：“爸爸有一个叫次郎君的朋友。”
孩子们不安地看向他。
“次郎光顾着玩游戏机，后来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爸爸，救救次郎君。”孩子们向他恳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