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停步，半是想笑但畏惧得想吐。诱饵！警察。除此之外还可能是什么人？他立刻回家思考。
他精确分析问题：（1）他可以立刻停止活动。（2）他可以在另一带、甚至另一区继续活动。（3）他可以继续在自家这一带活动，欣然迎接挑战。
第一个可能性立刻被他排除。他已经走了这么远，最后的奖赏已经可以预见，他现在岂能停止？第二个可能性需要更理性的解析。他是否可以在身上藏着武器——冰斧——搭出租车、公交车、地铁或自己开车，前进任何距离而到头来不会被发现？或第三，他能不能冒这个险？
他思考这些选择整整两天，而解答出现时，他不禁一拍大腿，微笑，对自己的愚蠢摇头。因为，他醒悟到，他一直在分析，沿着直线用男性方式思考——彷佛这种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似的！
他已经离那很远，离AMROK II很远，使他对自己再度跌入那窠臼感到羞愧。当下重要的是信任自己的本能，遵循自己的激情，做他所不能不为，远离冰冷逻辑和没血性的理性。如果他想终能得知真实，那必须来自内心，来自肝胆。
此外，这其中有风险——风险的甜蜜吸引力。
这其中的二分法令他不解。计划犯罪时，他愿意使用冷静正式的理智：鞋子、手套、武器、技巧——全以逻辑精准设计。然而一旦涉及这行动的理由，他便刻意避开那套想法，在“内心”和“肝胆”中寻找答案。
他终于醒悟，逻辑或许有助于手法，但无助于动机。再一次，用创作艺术的比喻，艺术家想出自己艺术的技巧，或从别人身上学习，耐心练习后变成纯熟的工匠。但工艺和艺术的分野在于艺术家必须取用自己的情绪、梦境、狂热和畏惧，深深穿透自己，揭露他需要用技术来表达的东西。
爬山也是这样。就算一个人是极具天赋、知识丰富的登山家，但那只是一项专精技术而已，除非他内在有一种动力，把他推向生命边缘，得知山谷里的人所无从想象的世界。
他花了好几天晚上试着观察那些诱饵的行动。就他能看出的程度，那些警探身后并没有“后援人员”或没标示的警车跟随。看来每个诱饵被分发了四条街，一条一条来回走，从东到西，然后从西到东，然后绕圈走过南北向的街道。出乎意料地，当他匆匆经过一个踏入一间商店阴暗门口的诱饵，他看见他们带有小型无线电对讲机，显然跟某个中央控制站有所联系。
他决定，此事无关紧要。
攻击伯纳·吉尔伯特之后十六天，丹尼尔·布兰克下班直接回家。那晚又干又冷，四分之一轮月亮在多云天空中若隐若现。有一些风，空气显示再过一天左右会下雨或雪。但大致说来这是宁静的一夜，冷得足以剌激鼻子、耳朵和没戴手套的手。还有另一个因素：这一带的戏院正在播映的电影，一个月前在时代广场上片时丹尼尔·布兰克就已经看过。
他为自己调了杯酒，看晚间新闻。美国人杀越南人。越南人杀美国人。犹太人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杀犹太人。天主教徒杀新教徒。新教徒杀天主教徒。巴基斯坦人杀印度人。印度人杀巴基斯坦人。没有新鲜事。他弄了份量少少的晚餐，水煮小牛肝和菊苣色拉，把咖啡端到客厅喝，边听布兰登堡三号协奏曲又喝了杯甘邑白兰地。然后他脱衣上床，小睡一下。
九点刚过，他醒来，用冷水洗把脸，穿上黑西装、白衬衫、花纹扑素的领带。他穿上绉橡胶底鞋，套上大衣，戴上黑麂皮手套，左手穿过口袋暗缝在大衣下握着冰斧，冰斧握柄底端的皮绳套挂在左腕。
门厅值班的门房是查尔斯·立普斯基，他原先坐在柜台旁，但起身为布兰克开锁开门。大楼外门在每天晚上八点门房交班时上锁，直到翌晨八点。
“查尔斯，”布兰克随口问道，“你知不知道第二大道的电影院在演什么片子？”
“我恐怕不知道，布兰克先生。”
“唔，也许我会晃过去看看。今晚电视没什么好看的。”
他信步走出。就是这么自然，这么容易。
他确实走到了戏院，去看售票口贴的时刻表。钱备妥在右裤袋，他用刚好的金额买了张票，不需找零。他走进半空的戏院，坐在最后一排，没脱大衣或手套。电影结束，至少五十人离场，他也跟着离场。没人瞥他一眼，带位员、收票员、售票员更没有。他们绝对不会记得他的来去，但，当然，票根在他口袋里，他看过了这部电影。
他往东朝河的方向走，现在两只手都插进大衣口袋的暗缝。在一段空无一人的街道，他小心取下左腕的皮绳套，左手握住冰斧握柄，解开大衣钮扣，但插在口袋的双手贴近身体，不让大衣前襟大开。
现在开始他最喜欢的时光。步履轻松，姿势良好，头抬得高高，不匆匆忙忙，但也不拖拖拉拉。每当看见有人走近，某个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警方诱饵的人，他便信步过街到另一侧，转弯，完全不回头。现在太早了。他要这感觉持续。
他知道就是今晚，就像你几乎一开始爬山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