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拿着一张五美元纸币和一张名片。我说话的语速很快：“很抱歉这么早打扰您。有个装抵押文件的包裹从隔壁的窗子掉在您的花园里了。如果您现在找到包裹并把它交给我的话，这五美元就是您的了。包装纸是粉红色的，包裹大约六英寸宽、八英寸长，上面贴了邮票，是寄给我的。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
“好的，小姐。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
他关上了房门。我焦急地等待着。托尼趁我站在隔壁房门外的时候醒过来怎么办？门又打开了，我松了口气。老人手里正拿着我的包裹。
“给你，小姐。”
“谢谢。”我把五美元递给了他。我把包裹放进箱子，然后抄近道来到第五大道。
我很幸运。半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有辆出租车刚刚停在路边。两个穿着晚礼服的年轻男人和一个身着银锦缎的女人晃晃悠悠地走下车。一个男人扶着那个女人进了公寓楼。另一个男人把手伸进裤子后面的口袋掏出了一个钱包。
我打开车门，开始往里面提箱子。“让我来吧！”这个喝醉的年轻人有些飘飘然了，不过很友好。
“听着，女士，”司机越过他的肩膀和我说，“他们是我今晚最后的乘客。车里的油剩得不多了，而且，我想去吃早饭，所以，我现在要回车库。您得另外找辆出租车。”
“在这个时问我找不到其他出租车，如果找不到，我就赶不上火车了。”当然，这不是真的。我必须赶在托尼醒过来之前离开这里，“请送我到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俄亥俄公交终点站。”
“你不能拒绝一位女士：，”年轻人借着酒劲勇敢地说，“绅士从不这么做。”
他终于打开了计价器：“我不是绅士，不过，我们正好顺路。”
我靠在人造革的座椅上，这才意识到我已经一夜没合眼了。
在这个时间，第五大道上没什么车辆和行人。司机在街角处放慢了速度，但没有停下来等红灯。薄雾从港口的方向飘过来。房子、公园和天空与车轮下的柏油马路一样呈现出灰白色。
行至五十九街的时候，一道银光穿透了所有的灰暗。薄雾之上，太阳正慢慢升起。到了五十七街，路上已经有开去附近餐馆的牛奶车和面包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车子在四十九街转向东边，接着又向南开往麦迪逊大街。
“真有意思。”司机头也没回一下，好像在和前面的仪表盘说话。
“什么事真有意思？”我疲倦地问。
身体开始有反应了。以前，我从未这样疲倦过。
司机看到了警察，所以在下一个红灯前停了下来。“如果不是我相信这种事不会发生在像您一样善良又年轻的女士身上，我真的会以为那辆白色轮胎、蓝色车身的别克从七十街起就一直跟着我们。”
我立即睡意全无。我的手有些发抖，付钱给司机的时候弄掉了一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也许从我和托尼下船的时候起就一直有人跟着我们。托尼没发现这个真正的跟踪者，因为当时他正忙着编出一个跟踪者的故事。道森死后，他绝不会是唯一一个怀疑钱在我手上的人。
“有什么不对劲吗？”司机好奇地看着我。
“不，没什么。”一个搬运工已经提着我的箱子穿过人行道，我跟在他身后。我们进了售票处，然后穿过走廊来到大楼另一边的俄亥俄候车室。
我在那里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向窗外望去。街道的另一边，一辆蓝色车身、白色轮胎的别克车缓缓地转过街角停了下来。距离太远，灰暗的光线下弥漫着雾气，我看不清方向盘后面的脸。只看到一张模糊的、惨白的椭圆形的脸，还要等上两小时才有汽车送我到新泽西终点站乘火车。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我坐在幽暗的角落里，眼睛一直盯着那辆车。
即使乘客越来越多，这里的候车室也比其他相似的公交车候车室更安静。柔和的灯光照在灰白的水泥地、黑色的被打磨光亮的木制品和一些昏昏欲睡的人们的脸上。一个熟人也没有，现在，那辆别克车不见了。一定是趁我转头看别的地方的时候开走了。我的呼吸稍微平复了些。也许是司机搞错了。
我放松了许多，可以静下心来阅读被人留在旁边椅子上的晨报了。中国发生了战争；印度尼西亚发生了暴动。瓦纳苏克谷的洪水吞噬掉的财产总数超过了在那里建造大坝的成本。在华盛顿，斯泰尔斯委员会以五比四的最终投票取消了在瓦纳苏克谷建造大坝的法案，委员会主席杰弗逊·斯泰尔斯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一位黑人服务员带着我们大家穿过玻璃门，朝等在车道上的车队走去。我朝旁边看了看，人群中依然没有熟悉的身影。
途中，车队分成了两列，我在椅子上放松下来。除了托尼以外，圣克里斯蒂娜号上的所有人都会以为我从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出发去华盛顿。没有人会想到我在这儿——除非下船后有人一直跟着我。时间一点点流逝，这种可能性看来已经越来越小了。
汽车在范德比尔特宾馆外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