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科学知识的运用，很明显是受到R·奥斯汀·弗里曼和亚瑟·瑞夫创立的“科学侦探”的影响。而其早期作品《死亡之舞》和《谋杀提示》都使用了“列表”这一辅助工具，那是弗里曼·威尔斯·克洛弗兹的最爱。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海伦·麦克洛伊的作品确实在很多方面带有现实主义的烙印。不过我们在后面亦将看到，麦克洛伊和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有所不同，她的作品覆盖面广，既涵盖了传统的侦探、间谍，又囊括了新潮的悬疑、惊悚，经常同时具备现实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双重特征，并附带她本人的创造性发挥。她的早期和晚期作品，系列和非系列作品，都存在较大的风格差异。总的来说，在欧美推理小说名家当中，海伦·麦克洛伊是极为多元，颇难归类的一员。这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她的作品好看的地方。基于这些原因，我不提倡“一刀切”的分法，简单地把她归类至现实主义流派。
“心理侦探”的鼻祖——拜佐尔·威灵医生
后人评价一位推理小说作家，最重要的是看他（她）对推理小说这种类型文学做出了哪些发展和创新。我认为，海伦·麦克洛伊对推理小说的最大贡献，就是创造出“心理侦探”这一崭新的侦探模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心理学在推理小说中的应用，可以一直追溯到埃德加·爱伦·坡的（不同的人对房间里的声音有自己的想象）和《失窃的信》（心理盲点），但那都是短篇作品，分量稍嫌不足，而且心理分析并非侦探的主要工具。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心理推理小说，恐怕要数C·戴利·金于1932年发表的《海上的庸人》。在该书中，作者将船上发生的一桩命案命名为“心理学家的谋杀案”，并独具匠心地安排四位心理学家对案情逐一进行推理。可惜的是C·戴利·金虽然本人是心理学家，却没有把这一模式发扬光大，而海伦·麦克洛伊却从1938年的《死亡之舞》开始，完整建立了“心理侦探”这个模式。
所谓“心理侦探”是相对“物质侦探”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古典推理热衷于收集指纹、烟头一类的物质线索，到了威灵医生这里，则更看重嫌疑人的话语、感觉、思想、行为等一系列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线索。？他身为心理医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能比常人更轻易地深入疑犯的内心世界，洞悉疑犯费心隐藏的秘密。在出道作《死亡之舞》中，作者借拜佐尔·威灵医生之口说出了下面这句话“每个罪犯都会留下心理学的指纹，他没办法戴上手套遮住它。”这既是威灵医生的出场宣言，也是他一贯的破案纲领。他经手的每件疑案，最后几乎都是按照这个指导方针找到罪犯的心理破绽。比如《死亡之舞》，凶手的一个下意识的不自然。
因此这里说的“心理学”并不是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psycivepsy chology)。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海伦·麦克洛伊和格拉蒂斯·米歇尔那种早年的“精神分析”推理小说有本质区别。
举动，就是威灵医生破解其动机的核心线索。《月光下的男人》中的凶手一句下意识的话，反映出他（她）对某人心怀仇恨。《致命的真相》和《谁的电话？》当中的凶手都是一句话不小心，暴露出自己的某种感官异于常人。《冒牌的拜佐尔·威灵》中威灵医生通过分析盲人对世界的感觉，得以解开奇怪的死亡留言。而最具代表性的心理线索，恐怕要数《谋杀提示》当中凶手的怪异行为。凶手为何两次闯入剧院附近的刀具店，却没有偷走任何东西，只是放走了笼子里的金丝雀？拜佐尔·威灵医生在最后给出了完美的心理学解释。
心理线索不只局限于人，还可以推广到动物。《分足先生》里鹦鹉转述的死亡留言《恐慌》中狗的异常行为，都是动物留下的心理线索。此外，海伦·麦克洛伊还特别喜欢“涂鸦”这种线索。一般是受害者或者凶手在纸上留下奇怪的记号，含有某种隐晦的意义，一旦它得以破解，案情也就明晰了一大半。涂鸦本身是物质线索，但它反映的是受害者或凶手当时的思想，因此也可算是一种心理线索。《妖怪市场》中，死者生前留下的由饼和方块构成的神秘图形《跑掉的那一个》中，由E、I、R三个字母组成的圆圈；短篇《飞来飞去的虫子》中，电话簿上的无形状涂鸦，都是典型的涂鸦线索。
和威灵医生锐利的心理洞察力相对，小说里的凶手也经常采用心理方面的诡计。最典型的是恐吓诡计，代表作有《犹在镜中》、《唱歌的钻石》《时间的问题》。此外《分足先生》的心理密室和《烧毁》里凶手对狗的听觉操纵，也都属于心理诡计。
强调心理学的推理小说不少，但像海伦·麦克洛伊这样持续、稳定地采用心理线索和心理诡计的作家则不多见。这是她和传统推理小说的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伦·麦克洛伊的拜佐尔·威灵医生系列作品在古典推理小说中是独树一帜的。
海伦·麦克洛伊的很多案情解决需要用到生僻的科学知识。套用日系推理界一个时髦的词汇，就是“理系推理”。和某些日本作家纯粹炫学、可有可无的“理系推理”不同，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