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不容易数清楚，才作罢。
可以想得来，冯富强将老局长的所有招数都领教了，那段时间他内心里是多么痛苦啊！
这天早晨刚上班，阎局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进大办公室。他瞧都没瞧眼巴巴望着他的冯富强一眼，径直走到我办公桌前，将文件放我办公桌上对我说：“小鱼，这是省玻管局的一个通知，省局将于近期组织各地市的局长赴欧洲考察学习，你负责与省局联系，按照省局的要求将我出国的手续办理好。”那天阎局长转身离开后，我发现冯富强脸色刷白。瞧着冯富强那副六神无主、如丧考妣的痛苦样儿，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他的这种痛苦是我给他造成的，是我亲自将他置于刀俎、付诸庖厨的。我顿时明白：你要想得到快乐，就应去给别人造成痛苦，这才是那种颠扑不破的真理呢！
譬如袁长印，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久违的家伙。我才明白，当初他为何要将我捂在枯井里一捂就是十年，原来他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小时候，孩子们恶作剧，抓一把蚂蚁扔热锅里，然后快乐地伏在锅沿边看。蚂蚁拼命挣扎，很快又不挣扎了——因为它们已被烫死了。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要么做蚂蚁，要么做抓蚂蚁的人。当年在我们袁家沟乡，袁长印就是抓蚂蚁的人。乡里有一所中学，一所中心小学，还有十几所散布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小学。袁长印高兴了，就可以将你从某所村小学“抓”到乡中心小学来。不高兴了则可以将你像从身上摸一个虱子一样，摸出来扔大山深处的褶皱里。在那些像“夹皮沟”一样的深山沟里当一名小学教师，你连死的心都有！尤其是那些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下来的女娃娃，每到晚上，就蒙着头在被窝里抽泣。
除了“调动权”外，袁长印还掌握着“去留权”。当时这些学校里有一半民请教师。袁长印那儿有一份全乡民请教师的名单。对哪个人有不好印象了，就掏出一支红蓝铅笔，用红的一端将这个人的名字一笔勾销，仿佛是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核准死刑似的。那时炭素笔还没有流行开，乡里的干部衬衣口袋里往往插着这样一支削开两头的红蓝铅笔。乡里的那些民请教师当时最怕袁长印“动笔”——尤其怕动红的那一端。袁长印动一下，就得有一个人卷铺盖回家。路遥小说《人生》里的那个高加林，就是这样被一笔勾掉的。因此那些民请教师一见袁长印，无不像现在的冯富强见了阎水拍一样，腿肚子直打哆嗦。据传言，那些青年女教师要从山旮旯儿调到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来，或者从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调回县里市里去，有点姿色的都得让袁长印“过手”。就像万里长征必须经过六盘山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袁长印就像一个骄横而荒淫的皇帝，乡里的这么多学校都是他的后宫，那些女教师——尤其是有几分颜色的年轻女教师则都是他的妃子。他若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昵地揽揽谁的腰肢或拍拍谁的屁股，那是他宠幸你！袁家沟乡的教师那时都晓得，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得罪，惟独袁长印不可以得罪。和袁长印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每一个教师到袁家沟后——无论是“公派”的，还是民请的，第一项工作不是玩那一盒粉笔头，而是到袁长印家“拜门子”——就像上海滩当年那些初加入青红帮的小泼皮，先得去拜拜“祖师爷”。当然去拜望袁长印不需要叩头，只要拿些好烟好酒就行了。那时还不时兴送钱，以送烟酒为主。不过烟酒也可以变为钱——袁长印的妻子开着乡上惟一的一家小卖部，以出售名贵烟酒为主。据说袁长印家那座贴着白瓷砖的耀目的二层小洋楼，就是用小卖部所赚利润盖起来的。有两瓶酒竟被反复出售了多次：甲教师从小卖部买走，送给袁长印，袁长印将酒拿到小卖部。乙教师再买走，再送给袁长印。你说有多好玩儿！
我当初分配到袁家沟中学后，一位好心的老师曾悄悄提醒我，快去看看袁长印。我当时想，我一个堂堂的本科大学毕业生，分配到这破山沟原本就够窝囊的了，为啥要去看他？我若分配到国务院，他想来看我恐怕都不容易看得上呢！这就是古往今来那些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包括屈原，这个中国古代很大的知识分子，最终的结果就是投进汨罗江。虽然我们现在包粽子吃时甜在嘴里，可当初屈原投江时却是泪流满面，仰天长啸，苦在心头啊！
我当时那样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确实可笑——实际情况是我并没有分到国务院。虽然我有同学分到了国务院，但那是两码事。就像我们玻管局，我们局固然出过一任省长，挂在嘴边说说可以，却不能因此奢望玻管局的每一个同志都享有省长一般的待遇。牛望月或者姬飞，出行时也要求车队簇拥，记者随行，警车开道。
所谓“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当时像屈原一样梗着脖子没有低头，后来想低头已来不及了。
这里有个“行规”问题。那些小泼皮当初一入帮即去拜望“老前辈”，说不准多少年后就是个黄金荣或者杜月笙。可入帮以后却去外滩逛去了，或到哪儿狎妓去了，将拜望老前辈这档子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甚至丢到“爪哇国”去，说不准哪天就会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