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开屏的不开屏的都是孔雀，傻瓜才认为开屏的是孔雀，不开屏的不是孔雀。“开屏”只是她们的表达方式。比如林黛玉，她的表达方式就是动不动使小性子。而薛宝钗，则宽容和厚待上上下下的人。至于潘金莲，那娘们儿稍不遂意就会躺在地上放刁撒泼。因此我认为，李小南和陶小北只是天性中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李小南开会时的表现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羊羔，乖乖地卧在那儿，任局长已显苍老的声音抚摸。李小南平时在工作中肯定特别听领导的话，属于“党叫干啥就干啥”那一类。若她是科员，她就特别听科长的话；若她是科长，她就特别听局长的话。而陶小北的可爱则在她的调皮，还有那么一点点任性。高兴了可能很听领导的话，不高兴了就可能不很听领导的话，有时甚至还会没轻没重顶撞一下领导——当然领导被这样可爱的女同志顶撞一下也不会计较的，甚至会很宽宏地呵呵一笑。有首歌名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被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顶撞，有点像被“青春”撞一下腰，即使有点痛，但快乐大于疼痛。撞这一下还有“活血”功能，尤其是像阎水拍这样的老局长，被撞之后周身的血液循环会加快，有时甚至会热血沸腾，反倒会掩盖和消解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疼痛。
若李小南是一只小羊羔，陶小北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狗。高兴了你兴许可以抚摸她，不高兴了就会“汪”地咬你一口。
总之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全体人员会，局长和两个女同志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当时正是小学生写作文时喜欢描写的那种“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记得那是1991年的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前一年，我就是在这个美好的年度里调到市玻管局工作的。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某一个春天或某一个夏天的某一天（当然也可能是某一个秋天或冬天），一次大的转折可以扭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秋收起义、遵义会议或者重庆谈判之类。而对一个人来讲，某一次看似不很重要的转折也可以扭转这个人一生的人生走向。比如在那个明媚的春天我调到玻管局工作这件事，还有那次我一调到局里参加的全体人员会。陶小北美丽的面容像那年春天格外明媚的阳光一样，照亮了我的一生！有了陶小北，我才知道，任何一个卑鄙的人，都会有明媚甚至是崇高的一面。
我后来深切地体会到，在一个无所事事的行政机关工作，犹如走进一条漫长而黑暗的隧道里，有时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如果玻管局是这样一条隧道，陶小北就是穿透这条黑暗隧道的一缕强烈的阳光！有了这缕阳光，我才有了走下去、走完这条隧道的决心。
陶小北当时坐在我们局大会议室靠西一排沙发偏南的一角。顺着她俊俏的脸庞从我们局六楼会议室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眺望到紫雪城西郊的一片桃树林，点点红花格外招人眼目。清水河畔，还有一片片白色的枣花和梨花，在河畔绿色的垂柳间若隐若现，就像陶小北和李小南在那儿冲你扮鬼脸，令你心驰神往，浮想联翩。我突发奇想，我们玻管局的阎水拍局长，有点像一名花圃的花工，拿一把大剪刀，这儿剪剪，那儿剪剪；脊背上还背着一个小药箱，这儿喷喷，那儿喷喷。即使老了也不肯放下那把剪刀和那个小药箱。我们局里开会，其实就是听任局长修剪树枝和喷洒药水。局里的四十多个同志就像四十多棵小树，局长在这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那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重，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轻，有时不仅仅是轻，几乎到了“轻柔”的程度。
那天开会局长还讲到环境污染尾气排放大气指数之类，甚至说到我们紫雪市的饮用水污染也很严重，“大肠杆菌”已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数百倍。尤其是致癌物质“亚硝酸盐氮”超过国家标准若干倍。市里有一个水厂就建在国民党时期废弃的旧煤矿上，水源流经煤矿坑道后被严重污染。局长甚至说，煤矿坑道里有很多粪便、矿工丢弃的旧衣服和死人的白骨！听得大家毛骨悚然。
总之听我们玻管局阎水拍局长讲话，好像在听一位历史教员授课。刚还在唐代，不知啥时就到宋代了。元、明、清之后到民国，你以为辛亥革命讲完该是八年抗战了，而一到抗战时期，全国解放就有指望了。可阎局长偏不，辛亥革命只说了一半，又折回春秋战国时期，再讲到辛亥革命得多久？性子急的人恐怕会产生从六楼跳下去的想法。可奇怪的是我们局的四十多个同志并没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大家大都在认真听，至少有四十个以上的同志每人拿一个小本在认真记。只有五六个同志不拿小本，有时还互相悄声说几句话。但他们说话的声音一般都比较低，凑在一起耳语。有个别同志若没有控制好声音的分贝，阎局长便会咳嗽一声，突然停下不传达了。阎局长并不看这几个说话的同志，这几个同志却不敢说话了。就像一窝原本唧唧喳喳的雀，被雀妈妈一责备，便不敢吱声了。又像一个庞大的乐队，第一小提琴手突然停止了演奏，其他乐声亦戛然而止，会场一时鸦雀无声。阎局长此时摸出一支香烟点着深吸一口，才又低头传达。那几个说话的同志再不敢说话，怀抱着双手仰在沙发上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