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忙。不管报纸上怎么说你，求你向我展示你是一个仁慈的人。如果你能帮我找到我姐姐剩余的部分，或者让我知道她是如何过世的，求求你告诉我。我知道你有能力帮助我。
随信附的是一张护照照片似的大头照，上面的达妮艾拉（或她的姐姐，谁知道呢？）满头棕发。这种恭顺的语气，若有若无的调情，都说明写信的是个心理学新生，捧着一本管控精神变态者的书籍，但我的胃还是忍不住翻腾起来。她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克雷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克雷有没有回信？他向我隐约提到她。他是在用一条线索逗弄我吗？达妮为什么没有提起高中和寄养家庭的事情？没错，她在杀戮开始前好几年就离开了那个地区，当时不可能认识克雷。但问题仍旧存在。
我翻开我和克雷的访谈记录，找到他提起寄养母亲的地方。格雷琴。她叫格雷琴。格雷琴夫人。老婊子，应该进监狱，而不是坐在老房子里看电视。克雷这么说。这么多年以后，他为什么还能知道她的近况？他怎么会知道她还活着，还住那幢屋子？他们有联系？还是达妮告诉他的？
我写到了我不敢写的部分，我需要把情节拼凑到一起，推动其发展。高潮。第三幕。费力而不讨好的任务。情节安排就像下水道，不通顺之前谁也不会想这个问题，然后每个人都变成了评论家。但是，请你思考一分钟，你的真实生活戏码要是落在纸上，看上去会多么不真实和矫揉造作，秘密和潜藏动机看起来会多么显而易见，在客观读者的眼中会多么黑白分明。举个例子，咱们实话实说，珍妮和我那段关系的发展，除我之外难道还有谁感到惊讶吗？因此，哪怕是在这么一个真实的犯罪故事里，想让故事至少还算可信，需要的是深思熟虑，认真挖掘和隐藏事实，创造悬念大体而言等于掩盖一个人的足迹。可是，回头再看，我一路抛洒线索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泄露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