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规则

    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弄臣就是官场哄主开心的小人物。这样的小人物只要会说话，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汉武帝时代，quot;文学弄臣quot;呈群体现象。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舒、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粉饰太平，quot;润色鸿业quot;，超过了前辈。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枚皋也觉得自己不伦不类，quot;深悔类倡quot;，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

    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能量小就定不住。

    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quot;固主上所戏弄quot;，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然而文人也是凡人，他要吃饭，他想发财，于是他quot;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quot;。这个文人便是我们要说的司马相如。

    文人才子自古清高，不媚权重，往往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特别是那些文采斐然的大家，更不会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但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却不属于这些清高的文人之列，因为在这个大赋家心中，更向往的是仕宦之路。

    天府巴蜀，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数千年来，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学，涌现出一批享誉全国的文学大家。其中最早的一位，便是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少年时喜欢读书，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就改名相如。他凭借家中富有的资财而被授予郎官之职，侍奉汉景帝，做了武骑常侍，但这并非他的爱好。正赶上汉景帝不喜欢辞赋，这时孝王前来京城朝见景帝，跟他来的善于游说的人，有齐郡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县人庄忌先生等。司马相如见到这些人就喜欢上了，因此就借生病为由辞掉官职，旅居梁国。梁孝王让相如这些读书人一同居住，司马相如才有机会与读书人和游说之士相处了好几年，于是写了《子虚赋》。

    司马相如是绝对的文化人，成都人的绵软柔情，川蜀地区的豪放泼辣，都融入在他的文章里。作为汉赋的代表性人物，司马相如的仕途并没有达到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其实并不能说他没有为官的潜质，只是儒臣遇上爱武不好辞赋的君王，那是何等的悲哀！怀才不遇，被封为quot;武骑常侍quot;，但这并非他的初衷，故司马相如远走他乡，做了梁孝王的门客。优柔寡断的双重性格使得他不能直接将自己的不满批判于世，就这样，历史上汉赋的代表之作——《子虚赋》诞生了。

    《子虚赋》无疑为司马相如的仕宦之路打开了大门，这也使汉赋的华而不实论调被彻底否定！司马相如也永远留在汉朝最辉煌的一页中。

    后来梁孝王一死，司马相如失去依靠，只好落魄回家。他与卓文君的那一段风流韵事，正发生在他走背字的这个时候。他家十分贫穷，他连个谋生的职业也没有，生活没了着落。他有个老朋友王吉，此时正担任临邛县令，对他说；quot;你仕途不得意，就到我这里来吧！quot;司马相如也只好依附于他。就是在这里，司马相如有了一场quot;凤求凰quot;的艳遇，不止得了卓文君这样的多情而又绝色的美人，还以一种近乎要挟的无赖手段，从老丈人那里敲得一批钱财。于是两口子高高兴兴地返回成都，买田买地，过起阔日子。这个故事，虽不好说是家喻户晓，但千百年来，在文人圈子中，却一直被人所津津乐道；在戏曲舞台上，以他们的事迹为题材的作品，如《当垆记》、《凤求凰》，也是长演不衰。

    有个词，叫quot;脱颖而出quot;，是说锥子装在口袋里，必然会刺破衣袋，露出自己的锋芒，按现在年轻人的时髦说法，叫做quot;是金子总会发光quot;。如果司马相如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一生充其量也就是个土老财。可他是个才子，他有一手绝活，就是辞赋写得十分出色。在汉朝，辞赋是一种新兴文体，它体制宏丽，辞藻丰富，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在当时十分流行。汉武帝便十分喜欢这种文章。一日，他读到了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赞赏异常，说；quot;我怎么就不能同这个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呢！quot;当得知他是宫中狗监杨得意的同乡时，汉武帝将还在成都的司马相如千里迢迢召进京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quot;征辟quot;。相见之时，汉武帝问《子虚赋》是不是他写的，司马相如明白机会来了。他说：quot;是我写的。不过，这写的是诸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