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的死真的与他有关，可见这个人的心有多黑有多狠，也可以看出他的势力有多大。咱们今后可得更加小心了。”
家里正好有一个孩子读书用的学生录音机，黎锦梁赶紧去街上买了三盒空白录音带，把袁明海与傅小成的那段录音录了下来。
“锦梁，明天你到河阳去把这个录音带寄出去，我这里还有一份化验单，你复印好之后，跟这个一起寄出去，前两天我写好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我今天晚上再进行修改。你用三个快件寄，一份寄省委潘智伟书记，一份寄省纪委李东昌书记，还有一份寄省公安厅卢志雄厅长，我相信有了这两样东西，一定会引起领导重视的。你去寄信时可千万不要被人发现了，我已经失去了小成，不想你再有什么闪失了。”
“姐，你就放心吧。”
第二天，黎锦梁去了河阳，黎丽到工商银行申请了一个保险箱，把傅小成的手机和那份化验单原件存放了起来。
关键时刻，黎丽的决定毫不含糊。当案子出来之后，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当初怎么会突然想到要把这些东西存放在银行里？而这个意外的想法，恰恰使一些最原始的证据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不法之徒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