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弯了腰。这样细法的活计还没彻底弄完，几辆车上的红色警灯闪烁起来，不安分的警笛也像一个催命鬼凄厉地喊叫，领导和嘉宾们摇摆着手又马不停蹄地开始返回路山，因为还有两架飞机在等着他们回到省城呢！那些留在现场的其他植树人，看着扬起的浓厚尘土都议论纷纷，直说当领导好，可以多吃多占的，国家的各种资源都是他们盘里的小菜。也有说当领导其实也挺辛苦的，一大早工作在轮子上，出了办公室坐在盘子旁，晚上叫裙子扇着风，其实也挺辛苦和劳累的。车队就要看不见了，只顾埋头苦干的省林业厅一位退休副厅长才发现自己是孤家寡人，他大汗淋漓地直喊叫，怎么都走了，不是说好每个人完成十棵树的指标才走吗？引得旁边群众哈哈大笑。有人说了，老同志，你说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事情，现在是市场经济了，那些十棵八棵的计划指标早和市场经济的形势不适应了。听着七嘴八舌的话，副厅长嘿嘿笑着，说等你们回去的时候捎上我，我还是按计划来干。老头哼哧、哼哧的半天还没再挖好一个树坑时，扫尾的警车发现了他，劝其放下铁锨，连拉带扯地把他带走了。
车队一走，成千植树的群众也好像失去了动力，折腾了一上午，大家的肚子的确感到饥饿，都纷纷把任务包给早等候在旁边的附近农民，然后各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逗趣、说笑着涌进了城，一时间在小小的河湾街头出现了大小宾馆饭店、酒家食堂家家爆满的繁华情景。上点档次的饭店，基本上都被从路山地区来的上级人员占领，当然买单的都是那些本系统对口的下级单位了；街上好点的食堂却被河湾县有钱有权的单位和平时经常大吃的单位占据；至于那些平时无职无钱、“鱿鱼海参不沾边”的单位，也就不期望吃什么上档次的茶饭，派人进城买些肉夹馍，拌几碟黄瓜、猪头肉之类的凉菜，捎带几瓶“二锅头”，边植树，边进餐，喝得热乎乎的感觉也挺好。总之，这天的河湾到处是觥筹交错，大家都吃喝得不亦乐乎。
至于回到路山的那些领导和嘉宾们的生活，这里也不准备用多少笔墨来描写。后来，路山地区文化馆办的小报上刊登了一首名为《植树》的小诗：一路警笛声声，下车前呼后拥。栽了几棵小树，干活三五分钟。记者左拍右照，任务胜利完成。地方中午设宴，喝个迷迷登登。先去三楼桑拿，再去五楼歌厅。次日头版新闻，大幅照片刊登。各级领导植树，取得圆满成功。这大概就是对“五个五”工程启动最好的诠释了。
事后，不知什么人将这个花架子工程的情况向中纪委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强势媒体做了反映，同时还对“五个五”工程本身提出三点质疑：一是沿黄河的地区全部是土石山区，人口密度本身每平方公里超过２００人，每人植树五百棵的话，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因此此举完全是纸上谈兵、不符合具体实际的样子工程；二是工程准备实施的地区虽然沿着黄河，但那里基本上是峡谷地带，河比土地低几十甚至几百米，黄河之水一点得不到有效利用，在这土地干旱，水资源十分短缺地区大力发展乔木，无疑是劳民伤财之举，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树木成活了，也必将是“小老头树”；三是这些树木本身不可能有经济效益，既然没效益的话，当地农民群众人均增加五百元收入，难道是空气里吹出来的吗？因此，“五个五”工程是非常典型的长官意志制造出来的美丽谎言。
廖菁从来信中看到了巨大的新闻价值，于是她从北京悄悄来到路山，在完成对几十名当事人的采访后又悄悄来到省城。作为一名资深记者，廖菁知道团省委是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所以她把对他们的采访安排到了最后。
其实，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廖菁在路山采访了那么多的人，已经在当地搞得满城风雨了，连好多上访的人员都在她住的宾馆排起了长队。她知道在这些上访群众里绝大多数是有隐情和冤屈的，有三分奈何谁会倾家荡产甚至不惜生命地告状呢？但记者不是政府，更不是法官，特别是这次采访任务单纯，所以采访到最后她不得不申请保安出面进行干涉了。
她的行为已是如此沸沸扬扬的了，自然，梁怀念他们早也知道了，但一直没有行动。估计到廖菁的采访差不多了，梁怀念以地委、行署的名义亲自出面宴请她。席间，梁怀念诚恳地表达了欢迎她来路山进行采访的愿望，还对舆论监督表了态度，路山地委一定不叫舆论监督放空炮，要切实解决监督出的具体问题。一席话说得廖菁深受感动，甚至都认为他是个开明的领导，于是酒场的气氛开始其乐融融。敬过三杯酒后，梁提出行酒令“掷骰子”喝酒，廖菁说自己什么也不会，梁怀念说有一个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和棒子打老虎一样简单，县长、乡长、村长、老婆四个由你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挨着顺序管，最后是老婆管县长，说着就操了筷子抡起来。廖菁觉得很新鲜，民间的酒文化真是浑厚无比啊！于是一高兴开玩起来。梁怀念老是喊县长，而她就针锋相对地喊老婆。别人要带他喝酒，他却表现得当仁不让，说给皇城里的“老婆”输了那是福气，这么大的光都沾了，多喝几杯那有什么呀？！于是好像在忘乎所以里连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