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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市宫。”
……
说实话……克劳德很愤怒。
他不是第一次见识这种事——历史课本上读过，论文里写过，答辩时引经据典地分析过。
但那都是在纸上。隔着纸张和文字的屏障，再残酷的现实都只是抽象的概念，而今天他亲眼看见了。
但自己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他只是一个穿着借来的军装，口袋里装着皇帝给的支票，连正式官衔都没有的“皇家顾问”。
他没有权力，没有根基，没有自己的班底。
这种无力感比愤怒本身更令人煎熬。
马车在城市宫的侧门前停下。
克劳德付了车资，又出示了通行证，穿过岗哨，走进宫殿的回廊。
他推开自己房间的门，脱下那件军装挂在衣架上，在书桌前坐了下来。
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被逮捕，被“面试”，被录用，拿到支票，走上街头，目睹那个工人的窘境，出手教训那个工厂主……
一切都在二十四小时内发生，让他脑袋有点转不过来……
现在夜深了，房间也十分的安静，他终于可以好好想一想了。
首先是根本的问题，特奥多琳德为什么选他？
她需要一个能替她发声的人，这一点她已经表现的很清楚。
但柏林城里能说会道的人多得是，报社的评论员，大学的教授，议会的议员，哪一个不比他在啤酒馆里喊几嗓子更有分量？为什么偏偏是他？
答案只有一个！
因为他是干净的！
他没有政党背景，没有利益勾连，没有历史包袱。他是一张白纸，特奥多琳德可以在上面写她想写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任何退路！他一无所有！他除了紧紧抱住皇帝的大腿，他别无选择。
这种人最好用也最安全。
想通了这一层，克劳德反而松了一口气。至少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了。
那么接下来呢？
特奥多琳德需要什么？
她需要政治影响力。
她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女皇，坐在一个她还没有完全坐稳的位置上，身边是虎视眈眈的容克贵族，各怀心思的政党领袖，以及那些从俾斯麦时代就盘踞在官僚体系里的老狐狸。
她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塑造自己的帝国，但自己的权力和权威都不够。
她需要打破这个困局，而打破困局的第一步就是找到自己的基本盘。
那么，谁是她的敌人？谁又是她的朋友？
首先是中央党。天主教政党，在南德和波兰裔群体中根基深厚。
他们主张宗教自由和地方自治，与普鲁士的新教-容克传统天然对立。攻击他们？那是找死。
中央党在天主教徒中的号召力极强，贸然开战只会把南德推向对立面。
而且俾斯麦当年的文化斗争已经证明，和天主教会硬碰硬没有好下场。
然后是社民党。
他们是红色政党，工人阶级的代表，理论上是要推翻现有秩序的。
但现实中的社民党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改良而非革命，他们在议会中占据的席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融入体制。
他们是现存秩序的批判者，但也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
攻击他们？没有必要。
他们本身就是现行体制的反对派，而且他们的主张在道德上有天然的正当性，也是相对进步的，克劳德不是来阻碍进步的。
那么，最好的靶子是谁呢？
进步人民党。
那些自称“自由派”的先生们。他们是由一些小工厂主，律师，教授和记者组成的松散联盟。
他们打着“进步”的旗号，喊着“自由”的口号，摆出一副超越党派之争的公正姿态。
但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人呢？一群彻头彻尾的双标狗。
他们天天喊着政教分离、文化斗争，一副文明先锋的模样。
但在那些笃信天主教的南德农民和工人眼里，他们不是在推动进步，而是在剥夺普通人的精神寄托。
说白了，这是披着启蒙外衣的精英霸凌，你们落后，你们迷信，你们需要被教育。
你们是一群低贱的家伙，我们才是觉醒者。
这种傲慢比赤裸裸的压迫更让人恶心。
他们鼓吹自由贸易，反对保护关税，理由是“自由市场才能带来繁荣”。
但谁都知道，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已经有资本、有渠道、有技术的大工厂主和出口商。
而小手工匠人和本地农民呢？他们只会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失去生计。
他们天天喊着要削减军费，反对扩军备战。
但他们有没有想过，德国地处欧陆中央，四面皆敌？没有强大的军队，拿什么保卫边境？拿什么维护利益？和平不是靠喊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