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白。而工人又需要活干，我们又在中间搭桥——灰就是灰，灰了就得有人来回走。“
他走出去了。我留在办公室里，把那摞文件夹又翻开了一本。里面夹着一张“厂区环境实拍“的彩印照片——车间明亮，机器整齐，地面干净。但照片角落有一块阴影，像是镜头故意避开了什么。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拍摄日期：2024年3月。备注：右侧仓库未经处理，拍摄时拉帘遮挡。“
我看了那行字很久。
然后我把文件夹合上，放回那摞资料的最上面，站起来走了出去。经过柜台的时候我看见钱德利在按计算器，头也没抬，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但我知道那摞资料里每一页都印着两个字——“灰“和“骗“叠在一起，颜色灰扑扑的，不黑不白。
那天傍晚我蹲在店门口抽烟，公园那边榕树底下，红褂子老哥又在那吹牛。我看着他——他大概是那种去哪家厂都一样的工人。黑厂也好，灰厂也好，白厂也好，他只看一件事：今天能不能拿到钱。
我想起那张彩印照片角落的阴影。
那条街上的厂子，十家里大概有三家是真白，三家是真黑，剩下四家是灰。灰的那四家，桌面上的数据和表格都做得漂漂亮亮，像一件熨烫平整的外套，穿在那扇锈铁门的身上。
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帮他们扣好那件外套的扣子，然后站在门口对工人说：“你看，人家正规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