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我救他，他只是在确认一件事：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一个能信的人都没有。
我跟他说了“厂里按劳动法走“。
我成了他确认那件事的最后一个证据。
那辆车每周五下午来，周日下午走。我后来再也没问过钱德利那些学生去了哪里、干了什么、拿了多少钱。我不敢问。
我怕问了之后，再站在那扇车门旁边的时候，我就真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但是每个周五下午，我都会站在门口数一数——三十七，还是三十八，或者更多。我看着那些脸从车窗里露出来，崭新的、干净的、带着对深圳第一印象的脸。
然后等车门打开，那股闷热的气息涌出来的时候，我就走过去，手里攥着合同，笑着说：
“同学们，下车集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