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褥是卷着的，一股潮味。他把被褥抖开，躺下去又觉得硬，翻了几次身，最后干脆起来，坐在工具箱上听外面的车声。
过了十一点，杨真和从里屋出来倒水，看见他坐着，愣了一下。
“未瞓？“
“睡不着。“
老杨也没回屋，就着工作台坐下，把白天那台变速箱的零件又摆开，一个一个擦。两个人一个坐箱子、一个坐凳子，谁也没说话，只有抹布擦在金属上的声音。
“你嗰边，“杨真和忽然开口，“香港。“
“嗯。“
“好唔好？“
“钱多。“
“钱多。“
“人多。“
“人多。“老杨把一颗轴承举在灯下看了看，“人多人少，同你有冇人讲嘢，系两件事。“
梁博没说话。
“我喺广州呢十年，“杨真和把轴承放下，“开头都系一个人。后来有你。你走咗，又系一个人。“
“你要是早说……“
“讲嚟做咩。“老杨摆了摆手，“你迟早要走嘅。你留喺呢间铺头，一世都系帮人换机油。“
两个人一直坐到后半夜。
杨真和讲了很多旧事：他二十几岁在澳门的码头做事，那地方每天有船来船往，油、货、人，什么都掺在一起；他跟着一个老板跑了十年，后来老板出事，他跑到香港。他讲这些的时候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事。
“你后悔吗？“梁博问。
“后悔咩？“
“跟那个老板。“
杨真和想了一会儿。“我唔后悔跟佢。“他说，“我后悔嘅系，佢出事嗰阵，我走咗。“
梁博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第二天早上，他起了个大早，替杨真和把里外的地扫了一遍，把工具按大小摆回架子上，然后才走。出门的时候，老杨正在拆那台变速箱的最后一颗螺丝，头也没抬，只说了句：“路上小心。“
中午的时候，梁博到了陆一鸣那边吃饭。
吃完饭，回到厂里，陆一鸣还讲了一件事。
他说他这些年拆过的机器比修过的多。有人觉得拆是破坏，他不是这样看——他说一台机器真正的样子，只有在拆开的时候才能看得见。装配是“活的“，拆开是“死的“；你要懂它怎么活，就得先看它怎么死。
“你也是。“陆一鸣忽然看着他。
“我也是什么？“
“你现在是装配的那个。“陆一鸣把最后一块零件放回油布上，“你装得快、装得准、装得好。可你没拆过自己。“
梁博愣了一下。
“人这一辈子，总得要拆一次。“陆一鸣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你什么时候拆到自己那一步，什么时候才算真的懂车。“
从厂房出来，他站在门口没有走。
厂房外面是一片空地，长着半人高的草，远处有几排旧宿舍楼，楼下的晾衣绳上挂着衣服。太阳斜着照过来，把地上的草照成金色。
他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进这间厂房的时候——那是两年前，他跟着杨真和来，看见陆一鸣蹲在一台车旁边，一手老手艺：背有点佝偻，黑框眼镜，左手小指缺了半截，指尖全是老茧。他那时候只觉得自己来得晚，学得慢。
现在他来得不算晚了。可他还是觉得，自己学得慢。
走之前，陆一鸣叫住了他。
“这个东西，你拿着。“陆一鸣从工作台上拿起一小块东西，用油纸包着，递给他。
梁博打开看：是一块很旧的金属片，边缘有一道很细的裂纹。
“什么？“
“那台机器的第四缸缸壁。“陆一鸣说，“我切下来的。“
“给我做什么？“
“你放在兜里。“陆一鸣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哪天你觉得什么东西都算得出来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梁博把那块金属片包好，放进上衣口袋。
那块东西很轻，几乎感觉不到。可他在回广州的车上摸了它很多次——那是他第一次带着一样“算不出来“的东西。
回南泰路的路上，他经过一间老式的书店。
书店的卷帘门只拉了一半，里面亮着灯，一个老头坐在柜台后面看着报纸。梁博停下来，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上一次进书店，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走进去，在一排排书架之间走了两圈，最后买了一本很厚的《内燃机原理》。
他拿着那本书走回铺面，把它放在工具箱上。杨真和看了一眼封面，用粤语说了句：“你仲睇呢啲？“
“看看。“
“睇嘢好。“老杨点头，“人呢，唔可以净系靠跑。“
那晚在铺面里，他把那本新买的《内燃机原理》翻开看了两页，就合上了。书上讲的都是他已经知道的东西。
他把书立在工具箱旁边，忽然想起李烈。他已经很久没有给李烈打过电话了，应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