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件别的事：换胎。
澳门的轮胎铺子是王师傅介绍的，一间在旧区巷子里的老店，卷帘门只拉起一半，里面堆着从赛车上拆下来的旧胎，一层一层码到顶。老板是个独眼的老头，正确来说还是两只眼睛，不过其中一只眼瞎了，瞎的那颗眼珠发灰，只剩下左眼看得到；他话也不多。他给梁博挑了四条胎，摸了摸胎壁的软硬，说了一句“够你跑三段“。
“这一条路，原来是怎么样？“梁博问他。
“原来？“独眼老板用普通话，说得很慢，“原来是山路，是坟场；后来修了楼，就成了路。“
“赛了多久？“
“我小时候就有车跑。“他把胎从架子上拖下来，“那时候没人封路，跑的人自己站在路边看。撞了就撞了，没人喊救护车——因为那时没有。“
梁博蹲下来，帮他把胎滚到门口。
“你跑过？“
“跑过。“独眼老板把那只完好的左眼眯了一下，“我二十几岁那阵子跑，跑到三十岁，撞了一次，就跑不动了。“
“撞到哪？“
“就是那个最出名的发夹弯。“独眼老板指了指坡上的方向，“我在那儿撞断了三根肋骨，以后右眼就看不清楚了。你今晚跑到那里，记住一件事——不要跟自己赌气。“
那天傍晚，梁博一个人走上那条路。
他走到那个发夹弯，站在弯位外面的石阶上，往下看。天还没黑，路上有行人、有摩托车、还有推着小车的商贩；护墙的漆已经旧了，被无数车擦过的地方露出底色。他站在那里不动，把脚下的弯、右边的护墙、外面的石阶、远处那一线海都看了一遍。
他在石阶上又多站了一会儿，把那条路在心里拆成几段：起步那条直路、贴着骑楼的两个小弯、中段连续的起伏、那个发夹弯，还有最后一段一路插回市区的大下坡。他把每一段的长度估了一遍，也把路面记下来——哪一块补过、那一块有井盖、哪一块有排水口、哪一块下雨会积水。做完这些，那条路才算在他心里有了数。
他忽然想起独眼老板说的“没人喊救护车“。
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然后转身往下走。走到半路，他看见杨真和坐在路边的花坛上，帽檐压得很低，手里捏着手机。
老杨没有打电话，也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那儿，看着那条路。
梁博站在他后面，站了一会儿，没有出声。
那一晚跑完以后，他睡在澳门一间很小的旅馆。
房间只有三张榻榻米那么大，窗户对着一条巷子，楼下是卖凉茶的铺子，半夜还有人打包。他躺在床上，把手搭在胸口，一遍一遍在心里跑那条路。跑到发夹弯的时候，他忽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不是因为那一段跑不通，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刚才跑那一段的时候，心跳没有变快。
他以前跑山路，心脏会随着弯道跳；那是一种身体在提醒你“前面危险“的东西。可刚才他一遍遍在心里跑这段公认最难的路，心跳一直是很平静的，稳得像在做一道算术题。
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巷子，过了一会儿，又躺回去。
第四天早上，杨真和来找他吃早饭。
老杨带他去了一间茶餐厅，点了奶茶和菠萝油，自己只喝了一杯鸳鸯。吃着吃着，他忽然问：“你昨晚试跑了几遍？“
“两遍。“
“两遍？“老杨看了他一眼，“你以前跑一条新路，都要跑个十遍八遍。“
“这条路我跑不熟，但我不怕它。“梁博说。
“唔怕就好。“杨真和喝了口鸳鸯，“不过你要记住，唔怕唔系胆。胆系怕咗仲要上。你而家唔怕，系因为你计算得到。“
“那不是件好事吗？“
“系好事。“老杨把杯子放下，“只係有啲嘢，你计算唔到。“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的马路，没有看梁博。梁博当时以为他说的是这条路上那些不守规矩的车。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明白，老杨说那句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别的。
试车第二天，开跑之前在集合点等着的时候，他还听到两个澳门人聊天。
一个说：“今年来了几台外地的？“
另一个说：“九台。珠海深圳各一台，四台香港，一台广州，好像还有两台是广西跟湖南的。“
“广州那台是谁的？“
“不知道。听说是跟杨真和来的。“
梁博蹲在自己的车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忽然明白，在这条路上，他连名字都还没有——他们只知道他是“跟杨真和来的“。他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一个地方可以完全不认识你，而你还要在它的路上跑。
他把这个感觉记在心里。他那时候以为，这是“外来“的滋味；很久以后他才明白，那其实是他往后几年里最轻的一种滋味。
出发前，他把那副旧手套在手上拉了拉。
手套右手无名指那一段，他前阵子让人补过一块皮，补得很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