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形成，南京是**右派大本营，武汉依旧打着革命的旗帜。
但这份 “联共治蒋” 只是表象。汪精卫本就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他的左派姿态更多是政治博弈的工具。武汉政府内部早已暗流汹涌，大批掌握军队实权的军官，大多出身地主士绅阶层，对两湖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心怀不满。农民协会惩治土豪劣绅、工人收回部分权益，触动了军官家族与地方乡绅的既得利益，军中**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涨。加上蒋介石不断派人斡旋拉拢，北方冯玉祥等实力派也从中撮合，威逼利诱，逼迫武汉方面放弃联共政策。汪精卫在各方重压之下，内心开始摇摆，一边还要维持革命领袖的面具，一边暗中开始向蒋介石的立场靠拢。他不断抱怨工农运动 “过火”，一步步约束工农武装，默许各地军官限制、打压革命党人，私下派遣密使和南京方面接触，谋求妥协，酝酿分共。这便是后来宁汉合流的前奏。
身在武汉，担任警卫二团团长的唐生明，完整亲历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变局。前线二次北伐刚刚在河南取得胜利，将士们的血迹尚未风干，后方的政局已然天翻地覆。最初听闻四一二的消息时，唐生明无比震痛。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下那些冲锋陷阵的革命党员，没有倒在北洋军阀的枪炮下，却死在了昔日革命阵营的屠刀之下。他脑海里不断浮现战场上那些党员官兵的模样：打仗冲在最前面，平日里严守纪律，善待百姓，不计官位名利。可如今东南各省到处在抓捕屠戮他们，这残酷现实狠狠冲击着他的内心。
那一段日子，是唐生明一生之中最为彷徨隐忍的时期。
对外，他依旧是第四集团军的青年军官，兄长唐生智此时还是武汉政府倚重的军事支柱，公开立场依旧反蒋。唐生明必须把自己真实的情绪全部掩藏起来，出席军政会议、参加群众集会，跟着众人高呼讨蒋口号，维持自己立场中立、服从命令的军人形象。可私下独处之时，巨大的矛盾时时刻刻折磨着他。
他看得明白，汪精卫所谓的联共讨蒋越来越虚。会议上，汪精卫嘴上还在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会后却默许军官们非议工农运动，纵容**流言四处扩散。不少军官酒局之上公开咒骂革命党，把北伐的功劳全部归于自己，把社会动荡全部归罪于工农运动。唐生明坐在人群之中，明明心中不认同，却不能当众辩驳。一旦稍有流露同情革命党的言语，便会引来猜忌，不仅自身会陷入险境，甚至会连累兄长唐生智。
他亲眼看见，武汉城内的氛围也在悄然变冷。曾经轰轰烈烈的工农集会，开始受到多方掣肘；部分政工党员已经收到警告，行事步步小心；一些进步青年已经悄悄开始转移。一边是曾经为之向往的革命理想，一边是自己身处的国民党军队体系、家族羁绊；一边是革命党人浴血换来的北伐成果，一边是高层权贵一步步走向背叛。唐生明内心充满无力感。他想做些什么，可手中权力有限，大势如山倾倒，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
他私下悄悄接触过少数相熟的党员同志，听闻东南各地同志大量牺牲的噩耗，心中满是悲愤，却又不能公开施以援手，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暗中留意，尽可能为部分处境危险的进步人士传递一点警示消息。但他不敢做得太过显眼，警卫二团内部同样派系混杂，旧派军官、密探无处不在，一举一动都受人注视。
唐生明清楚地预感到，汪精卫的倒戈只是时间问题。宁汉之间的隔阂正在消解，合流**已成大势。昔日团结北伐的革命阵营，正在走向彻底的分裂。他身处风暴中心，既不能随波逐流参与清党屠戮，又不能够公开决裂脱离军队。只能把满腔痛苦、迷茫与不忍全部压在心底，表面不动声色，在乱世的夹缝之中隐忍观望，等待局势进一步恶化，也在暗暗思索，自己往后究竟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