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转身出去了。
屋里剩下两个人。
“你怎么知道那一笔是分两次到的。”梅姐说。
“我不知道。”陈九斤说。
“是有人告诉我的。”
“谁。”
“一号楼一层，编号二九八。”
“那笔电话是他打的。”
“他记得那一笔分了两次，因为他为那笔尾款催了二十六天。”
“他跟我说这一样的时候，不是为了给您报信。”
“是三个多月前，我在一号楼收零碎，四十一个人一人给我几样他记得的东西。他给我的就是这一样。”
“三个多月前？”
“三个多月前。”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三个多月前我不知道这一样有什么用。”陈九斤说。
“那时候我要的是十九个月的车次和时长。这一条对不上那个表，我就把它撂在一边了。”
“昨天晚上我把那四十一个人给我的零碎从头翻了一遍。”
“翻到第三十七条的时候看见的。”
梅姐把红笔在手里转了半圈。
“你昨天晚上翻了多久。”
“从九点翻到三点。”
“翻的时候你在找什么。”
“找一样您用得着的东西。”
“找到之前你不知道能找到什么。”
“不知道。”
“找不到怎么办。”
“找不到我今天就不来。”陈九斤说。
“空着手来求您，是浪费您的时间，也是浪费我的十一天。”
两点二十，付红英回来了。
她抱着一本账，蓝皮的，比外头那本厚。
她把账放在桌上，翻到去年十一月那一页。
梅姐低头看。
她的手指头在那一页上从上往下走。
停住了。
她翻到十二月。
又停住了。
她把两页并在一块儿看。
屋里没有人说话。
过了大概二十秒，梅姐直起身。
她把右手上那支红笔举起来。
她把笔帽从桌上拿起来，扣了上去。
咔。
她把红笔放回笔筒。
然后她从笔筒里抽出那支蓝的。
付红英站在旁边，看着她的手。
梅姐把蓝笔拧开，在十二月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
她写得很慢。
写完她没有合上。
她抬起头。
“三十八万六。”她说。
“重了一笔。”
“重了一笔的意思是，”陈九斤说，“您报上去的那个数，比真的多三十八万六。”
“对。”
“多的那一笔挂在 B 组名下。”
“对。”
“B 组的人现在还在不在。”
梅姐没有答。
付红英低下头。
“不在了。”梅姐说。
“那这三十八万六就永远是虚的。”陈九斤说。
“哪一天上头往回核，核到这一笔，问 B 组要人对账，找不着人。”
“找不着人，这三十八万六算谁的。”
“算记账的。”
屋里安静了。
“您这两本账，”陈九斤说，“红的那一本是给上头看的，蓝的这一本是真的。”
“两本之间差多少，您心里一直有个数。”
“您敢在这儿坐着，是因为那个数是您自己定的。”
“今天多出来一笔您不知道的。”
“多出来一笔您不知道的，那个数就不是您定的了。”
梅姐把蓝笔在手里握着。
她没有说话。
“我这张纸上写的，就是这一样。”陈九斤说。
“不是我抓到您的把柄。”
“是我把一个您自己不知道的窟窿指给您看。”
“您现在补，是您自己补。”
“等哪天别人指出来，那就不是补了。”
窗帘外头有风，帘子鼓了一下，光在桌上晃了晃。
梅姐把蓝笔盖上。
她把那张纸拿起来，对折，再对折，塞进账本里。
“红英。”
“在。”
“你出去。”
“梅姐——”
“出去。”
付红英把那沓单子拿起来，走了。
门关上了。
屋里剩下两个人。
梅姐往椅背上靠了一点。
“陈九斤。”
“嗯。”
“你这一手，我这三年没见过。”
“三年前有一个人来找我借过东西。”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