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
他把桌上的军帽拿起来戴好，站直了身体。
“我回南京汇报。吴县这边就交给你了。后勤兵团也正式移交给常国涛，以后无锡那边的后勤调度由他全权负责，你这边有什么需要直接跟他联系就行。”
陆诚站起来送顾祝同出门。
走到门口时顾祝同停了一下，转过身来，目光在陆诚脸上停了一瞬，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伸手拍了拍陆诚的肩膀，转身上了吉普车。
车子发动，沿着吴县的街道向东驶去，很快就消失在灰扑扑的街景尽头。
至此，后勤兵团、中央突击兵团、第九集团军，全部在陆诚的实际控制或协调之下。
吴福线的防御体系，从后勤补给到一线作战兵团，形成了一个以陆诚为核心的指挥网络。
十二月五日，日军开始从上海前出。
第三师团沿沪宁铁路北侧向西推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薛岳的部队按照预定计划逐次后撤，边打边退，不恋战，不固守，只在关键路口设置阻击点以迟滞日军推进速度。
两天后，第三师团的先头部队进入昆山，在城外遭到薛岳兵团殿后部队的阻击，双方在昆山外围激战了一昼夜，薛岳兵团的主力在后半夜趁着夜色撤出昆山，退往常熟。
昆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吴县时，陆诚正在地图前调整防区部署。邓超把电报递给他，他扫了一眼，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昆山在吴福线以东，是常熟的前哨阵地。
薛岳退到常熟之后，吴福线东段的缺口已经被日军打开，但从整体防线上看，这个缺口并没有对防线整体造成致命影响。
日军要进攻常熟，就必须先跨过常熟城外的溇港和水田——那些密如蛛网的河道和灌渠，在冬季虽然结了薄冰，但冰面绝对承受不住坦克和重炮的重量，对机械化部队的机动能力是天然的阻碍。
薛岳退兵时已经将三座主要桥梁全部炸断，日军重建渡河设施需要时间。日军从上海前出之后，在昆山和常熟之间再次停滞了下来。
就在这时，东京的日军大本营爆发了一场远比前线战事更为激烈的冲突。
大本营作战部会议室里，长桌两侧坐满了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将官，窗外的阳光透过雕花玻璃窗洒在地面上，却没有给这间屋子带来任何暖意。
陆海军之间的联合态势报告已经连续修改了四稿，每次提交都被驳回。
桌子一侧坐着华北方面据的代表和参谋本部第一部的一名作战课长，两人面前的文件夹里夹着华北方面军近期编成的报告与关东军呈交的边境支援方案。
桌子的另一侧坐着几位海军军令部的军官和第十军驻大本营的联络参谋，他们把上海的航空侦察照片和派遣军的追击意向书一字排开，占据了整条桌面。
双方之间那盆雕有海军锚链图案的铜质墨水瓶盖一直没有人动过，光线在锚链的纹饰上折出一道微弱的反光，映在对面陆军参谋的袖口上。
主张暂停华东攻势的一方以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为首，他的依据是几个已经得到反复确认的事实。
第一，上海派遣军的伤亡数字已经严重超出预计——第三、九、十一、十三师团从吴淞口到大场再到上海市区，三个阶段的作战消耗下来，各联队的步兵中队平均从一百八十人锐减到不足一百二十人，士气低迷。
同时独立的第四骑兵旅团被全歼——一个成建制的旅团被整个抹掉，这在日军的战史上极其罕见，每次提到这件事都会让在场的人沉默片刻。
日军的总伤亡来到了九万人。
第二，中国军队的撤退是有序的，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溃败。
从大场到吴县的公路上，中国军队的撤退序列整齐，吴福线也是早就修好的防线——沿河布防，以水网湿地阻挡日军重装备，各部队的防区衔接比在上海时更加严密。
第三，冬季已至，田野上的冻土和河道上的薄冰对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是极大的制约。在上海作战消耗了大半物资之后，如果在冬季继续深入内陆作战，补给线拉长、天气恶化、道路条件恶劣，整个上海派遣军的后勤链条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在写给大本营的亲笔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的措辞比参谋本部的分析更加直白：南京政府把最精锐的部队都投入到了淞沪战场，这些部队在上海打了三个多月，虽然伤亡惨重但建制还在，现在全都集中在吴福线。继续从华东方向进攻，等于一头撞在南京政府最硬的骨头上。
而华北方向的态势则完全不同——南京政府在华北的兵力相对薄弱，郝梦龄的第九军虽然换装了一部分苏式装备，但整体实力远不如华东方面的中央军。
如果华北方面军能够在冬季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突破保定一线，整个华北平原就会向日军敞开。
到时候日军可以从华北一路南下，切断华东主力的后路，南京政府的抵抗意志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