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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日，南京，常凯申官邸。
梧桐树上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八月的南京热得像蒸笼。常凯申坐在书房里，面前摆着三份刚送来的急电。
左边是汤恩伯从十三军军部发来的电报：十三军即将抵达北平，抵达后听谁指挥，请校长明示。
中间是卫立煌从石家庄发来的请示电，第十四集团军已从正定出发，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八十五师沿平汉路北上，预计四天后抵达保定。
右边是程前从北平发来的战报汇总。
三份文件放在一起，指向同一个问题。
常凯申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无意识地敲着，目光在汤恩伯的电报上停了很久。
汤恩伯是黄埔教官，陆诚是黄埔四期，老师听学生的说不过去。论实力，十三军六万人，中央突击兵团满打满算不到五万，但陆诚手里还捏着二十九军和程前带来的六个师，实际指挥的兵力已经超过十万。
论战功，陆诚在华北打了一个月，从丰台打到天津，歼敌数千，击毙一个日军中将，全歼一个驻屯军——这份战功摆在那里，汤恩伯拿什么比？
但汤恩伯不这么想。
他自认为自己是黄埔教官在黄埔各期学生面前还是有很大分量的，中原大战时就当了师长，北伐时冲在最前面，资历和战功在部队中都排得上号。
陆诚一个四期的学生，爬到他头上指挥他，他咽不下这口气。
卫立煌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老资格的二级上将，十四集团军司令。如果陆诚继续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节制华北各部，卫立煌到了北平也得听陆诚的。
让一个战功赫赫的上将听一个中将的命令，岂不是乱了套。
常凯申的目光在三份电报之间来回移动，手指敲击桌面的节奏越来越慢。
他在心里反复盘算着华北的指挥体系：程前坐镇北平负责军政全局，这个安排是确定的。但前线作战指挥权交给谁，是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论资历，卫立煌最老；论战功，陆诚最突出；论兵力，汤恩伯的十三军是中央军嫡系精锐，六万人摆在那里，不能等闲视之。
这三个人，他需要找一个让三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让卫立煌接任前敌总指挥，陆诚任副总指挥，汤恩伯的十三军作为平津防线的预备队，统一归程前节制。
这个安排的精妙之处在于：卫立煌是二级上将，论资历汤恩伯没法跟他争，陆诚也心甘情愿给他当副手——卫立煌这个人不搞派系，对事不对人，在西安时和陆诚有过一面之缘，两人相处得还不错；
陆诚虽然从总指挥变成副总指挥，但实际上通县方向的作战指挥权多半还是他在掌握，因为卫立煌刚到华北，两眼一抹黑，必然要倚重最熟悉前线情况的人；
汤恩伯没有被压在陆诚下面，他的十三军直接归程前节制，和陆诚各打各的方向。而程前作为华北军政长官，高高在上居中协调，谁也挑不出毛病。
更重要的是，这个安排向全军传递的信号是：中央没有因为陆诚是四期就压他，也没有因为汤恩伯不服气就迁就他。华北的仗，有能者居之，但资历和秩序也要兼顾。常凯申最得意的就是这种制衡之道——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但每个人的位置又都不完全稳固，谁也不能坐大，谁也不能懈怠。
他拿起电话，要通了侍从室。
“叫常国涛过来。”
常国涛推门进来时，手里已经拿着一份刚译出的电报。
他是侍从室副主任，进出官邸不用通报，但今天他进来时的步子比平时慢了几拍，脸上的表情也有些凝重。
“校长，华北前线最新战报。”
常凯申接过电报，扫了一眼：
陆军少将、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于八月一日在天津壮烈殉国。是役，三十八师全体官兵皆与城同殉，无一降者。另，日军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于七月三十日在司令部地下室切腹自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于八月一日在坂垣征四郎面前切腹自尽。中国驻屯军自司令官以下全部被歼，军旗已被我缴获。
常凯申拿着电报的手停在半空。
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香月清司，这是开战以来中国军队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中将，而且是驻屯军司令官。
驻屯军是日本在华北的老牌部队，从《辛丑条约》起就在华北驻军，到今天已经三十六年。
这支老牌部队被全歼的消息传出去，全国士气必然大涨。
然后他看到张自忠的名字。三十八师，天津市长，陪同宋喆元一起和日本人谈判，当时有声音主张要撤了他，但现在这个人把命留在了天津城东的废墟上，带着他的三十八师，一个都没降。
常凯申放下电报，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短暂的兴奋过后是沉重的惋惜——为张自忠，也为三十八师。沉默了很久之后，他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开口时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国葬。以陆军中将衔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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