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前一个月。沈越回家吃饭，录音笔从外套口袋里滑出来，正好磕在门槛上。他捡起来后没有试录，只盯着指示灯看了很久。沈知微问他是不是坏了，他说：“坏一点也好，至少知道哪里不对。”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心疼礼物。”沈知微说，“如今再想，那句话像是在说另一件事。”
“事故后，医院交还的随身物品里没有它。”她说，“我问过实验室，也问过保卫处，都说现场没找到。”
“可它后来进了维修店。”许照说。
这至少说明事故后有人接触过录音笔，但对方是在现场封存前还是之后拿到它，仍要找到送修日期才能确认。眼下他们只有一张日期泡烂的维修单，越过事实的猜测只会让线索变得更乱。
许照把拆下来的外壳递给她。清洗时，他连烧黑的边缘也只处理了会继续腐蚀的部分，划痕还在。沈知微看见后，抬头问：“为什么没把它磨掉？”
“它又没坏。”
这句话很普通。沈知微却把外壳握在手里，半天没有放下。老贺从柜子最下层翻出一本旧账。账页被潮气熏得发黄。两年前十月的一页里，夹着那张泡烂维修单的复写联。送修日期是事故后的第三天。
日期终于把先后顺序钉死：学校完成现场封存之后，仍有人接触过录音笔，并把它带到了旧街。三个人都明白这件事，却没人把“偷”或“销毁证据”说出口。客户名写的是“沈海”，电话号码少了一位。故障描述只有“进水、无法开机”，备注栏里另有四个字：不要联网。
复写联右上角还有一个模糊的现金记号，金额只够基础检测，没有预留换件费用。送修人既要求不联网、不格式化，也没有真正委托修复，更像只想把设备暂时放进一个离线地点。许照把“暂存可能”写进推测栏，没有当成送修人的动机。
“送来的人长什么样？”沈知微问。
老贺皱着眉想了很久。“男的，个子不高。戴帽子，口罩压得很严。现金放下就走了。我说修好要打电话，他说不用，他会自己来。”
老贺又补了一句：“他说话很轻，右手虎口上好像有一道烫伤。不能保证，我那天修了十几台机器。”
许照让老贺把“能确定”和“可能记得”分开。帽子、口罩和现金写进确定栏；身高、说话音量和烫伤只记作两年前的模糊印象。沈知微没有拿那道烫伤去对应任何熟人。记忆越久，越容易被眼前的线索重新塑形。
沈知微没有追问颜色、形状这些老贺无法确定的细节，只问：“他知道录音笔进过水？”
“知道。他还说不要换外壳，不要格式化。最奇怪的是，既然不要联网，他却问了两遍我店里有没有无线网。”
“你怎么答的？”
“那时这间店还没装。”
许照翻到旧店地址。两年前的迟钟维修在街尾地下层，手机信号很差，更没有公共网络。如果送修人只是想修好设备，附近有几家更大的维修中心；他挑中那里，或许正因为它足够离线。
这仍然只是一个合理解释，不能当成结论。沈知微把它写进“待验证”，没有写进事实栏。
“后来呢？”
“没来。”
老贺把账本合上，声音里有一点歉意：“店搬过一次，我以为主人早不要了。”
“不是你的错。”沈知微说完，手仍压在账页上。指尖下正是那个假的名字。
许照把昨夜的录像、网络记录和录音笔显示内容依次给她看。他没有先说“预测未来”，只陈述看得见的事实：声音时间戳提前七分钟；现实中出现同样声音；设备依赖外部连接；开机后远端节点回看过维修店位置。他又播放了校门口那段录音。
车铃、刹车声、短促的惊呼依次响起。沈知微听到那名摔倒学生的惊叫时，肩膀微微绷紧。她把现实中的事故视频与录音时间戳对照了三遍，最后停在许照冲向三轮车的那一帧。
“你当时不确定会发生什么。”她说。
“不确定。”
“还是跑了。”
“车已经开始动。就算没有录音，也该拦。”
沈知微把画面退回七分钟前。屏幕里的自己还站在斑马线另一端，对即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如果下一次，它提前说的是一个人的名字呢？”她问。
“先找能看见的原因。”许照说，“不能因为它说了，就把那个人当成原因。”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稳妥答案，也是录音笔出现以后，他们第一次主动谈到它可能造成的伤害。预测一场事故会让人救人，预测一句争吵、一个名字，却可能让人先去怀疑。沈知微看完所有记录，问：“原始文件还有吗？”
“三份。电脑、移动硬盘和一张没联网的卡。”
“你不像第一次留证据。”
“维修纠纷比较多。”
她嘴角动了一下，没有真正笑出来。“能让我复制一份吗？”
许照看向老贺。老贺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