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没有？”
院门哐当一声合上了。阿黄听着王婶的脚步声沿着胡同走远，这才低下头，把碗里的棒子面糊糊呼噜呼噜喝了个干净，又舔了两口水，然后叼着碗——它从来不会把碗叼翻，这是老李训练出来的——放到厨房门槛里面靠墙的固定位置。做完这些，天已经彻底黑了，巷子里路灯亮起来，黄黄的一团光从院墙上头漫进来。
阿黄回到藤椅底下，转了两圈，趴下来。秋天的晚上凉，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落叶腐烂的气味和远处烧垃圾的烟味。阿黄把鼻子往尾巴里埋了埋，刚要合眼，忽然听见什么动静，耳朵一竖——是自行车。从胡同口那边过来的，链条哗啦哗啦响，车轮碾在水泥路面上咕隆咕隆的。
阿黄猛地站起来，尾巴先摇了半圈，然后停住了。不对，链条声太密，老李那辆二八大杠骑起来没这么快，链条也松，哗啦一下能响半天。而且老李骑到胡同口准得咳嗽两声，那是他这些年养成的毛病，骑一段路就要咳一咳，清清嗓子再接着蹬。这辆自行车没咳嗽，链条声越来越近，然后从门口过去了，又越走越远。
阿黄把前爪搭在门槛上，脑袋伸出门缝往胡同里看了半天。路灯底下空荡荡的，只有一片泡桐叶子被风推着在地上骨碌碌滚。它慢慢退回来，重新趴下，尾巴也不摇了，下巴搁回爪子上，眼睛看着藤椅的扶手。
扶手上有老李的手印。老李坐这儿的时候总喜欢右手搭在扶手上，大拇指来回摩挲那个弯头，摩挲了好几年，那块木头被磨得锃亮，颜色比旁边深一层。阿黄有时候半夜醒了睡不着，就拿鼻子去拱那个弯头，拱完了把脸贴上去。木头早就凉透了，一点热乎气都没有，但它每次贴上去的时候都觉得心里能踏实一点。
这天夜里起了风。风从北边刮过来，呜呜地灌进胡同里，把院门吹得咣当咣当响。阿黄起来了两回，拿爪子把门顶住，又跑回藤椅旁边趴着。后半夜风小了，但气温降得厉害，阿黄蜷得再紧也挡不住那股子寒气，浑身的毛都支棱起来了。它想起以前老李在的时候，冬天晚上会把它叫进屋里睡。屋里有个铁炉子，老李晚上封火的时候总说“阿黄，进来暖和暖和”，它就颠颠地跑进去，趴在炉子旁边的棉垫子上，烤得肚子都烫了再翻个面接着烤。老李有时候半夜起来添煤，脚底下不小心踩到它尾巴，它就嗷一声，老李赶紧蹲下来给它揉，嘴里说“对不住对不住，没看见，踩疼了吧”。其实不咋疼，老李那拖鞋底是棉的，踩上来就跟拍了一下似的。但阿黄每次都嗷，因为嗷完了老李就会多揉两下，嘴里还会多念叨几句。
现在没人踩它尾巴了，也没人半夜添煤了。炉子还在屋角搁着，铁皮锈得发黄，王婶说怕煤气中毒，不让用了。阿黄有时候白天进去转一圈，在炉子旁边卧一会儿，闻闻那股早就散干净了的煤烟味。
天快亮的时候阿黄做了个梦。梦里老李还坐在藤椅上，穿那件灰蓝布褂子，手里夹着烟，烟灰攒了老长一截也不磕，眼睛半眯着看院子里的泡桐树。阿黄趴在他脚边，老李拿脚尖轻轻踢了踢它的肚子，说：“阿黄，你看那树杈上是不是有个鸟窝？”阿黄抬头看树，果然有个鸟窝，拿枯树枝和草叶子编的，圆鼓鼓一团。老李又说：“去年还没有呢，今年就有了。树长得快，一年就窜这么老高。你说咱俩谁长得快？我看还是我长得快，我头发白得比它蹿得快多了。”阿黄凑过去舔老李的手，手背上的皮松松的，老年斑东一块西一块，但舔上去还是咸的、温的。老李就笑，说：“行了行了，别舔了，又没给你吃咸菜。”然后老李把烟掐了，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走，咱俩上护城河转转，今儿天好，柳树该飘絮了。”
阿黄在梦里摇尾巴，尾巴啪嗒啪嗒拍在藤椅腿上，把它自个儿拍醒了。睁眼一看，天刚蒙蒙亮，院子里一层白霜，泡桐树光秃秃的枝子上挂着最后几片叶子，在晨风里哆嗦。藤椅底下那堆落叶被夜风吹散了一半，阿黄低头看了看，爬起来，抖了抖毛，走到院子里，又开始一片一片地叼。
它叼到第五片的时候，院门外头传来脚步声。这回是两个人的，一个是王婶的布鞋底，啪嗒啪嗒的，另一个听不出来，皮鞋底，踩在水泥地上嗒嗒响。阿黄竖着耳朵，没动。院门被推开，王婶先进来，后面跟着个穿蓝布制服的男的，腋下夹着个黑皮包，手里拿个文件夹。
“阿黄，这是街道上管民政的刘同志，来看看你。”王婶说话的时候脸色不大自然，拿手搓着围裙角。那个刘同志蹲下来，翻开文件夹看了看，又抬头打量阿黄，拿钢笔在纸上划拉了几笔：“就是这条？看着还挺精神的。王大姐，这狗你们邻居帮着喂着，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
“花不了几个钱，棒子面才多少钱一斤，我隔三差五给煮一锅，够了。”王婶说。
刘同志又划拉了几笔：“那行，这边登记完了。回头街道上给李师傅办抚恤金的时候，把这条狗的口粮钱也核算进去，一个月补助十五块，你看行不行？”
王婶愣了一下：“十五？那哪用得了十五，一个月五块钱都花不完。”
“规定的标准，你就按这个数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