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先画成已经到位。
黎真做了一张“承诺、已缴、可用”三栏表。第一版发给股东后，三栏最右边只有四百多万元。赵坤看到时把纸抬起来，问是不是少印了一页。
“承诺在左边。”黎真说，“公司今天能付工资、租金和系统的钱在右边。”
“应收作价为什么不能用？”
“能收回来才变现金。在那以前，它只能证明谁把哪项权利交进来。”
赵坤准备投入的一组应收中，有一笔客户提出质量扣款。金额只占他出资的一小部分，若按原面值全部计，争议便由新平台接；若全部剔除，又把正常应收当坏账。外部审计按可确认部分入账，争议款留在赵坤公司，收回后再按补充出资或普通交易处理。
“你们连我两百多万都要打折？”赵坤问。
“不是打你。”审计回答，“是把客户还没认的那一段留给原合同主体。”
我的品牌许可也没有按一个漂亮的永久数字交付。许可期限、可用业务、质量标准、撤回条件和续约写入协议；公司付合理许可费，首期又因设立现金紧缩而递延一部分。若平台只把“青川”两个字贴在门上，不完成服务，我不能把未来五年费用全拿走；若我临时反悔，也不能当晚摘牌。
外币折算另留一格。发起人中有人以本地货币支付，有人以人民币等值说明，登记与银行入账按合规路径和当日凭证，不让一月议价时的汇率变成三月永不变化的承诺。汇兑差额由谁承担，按各自认购条款；不能到缴款日再让平台替某名股东补。
四名小股东里，一人到期前提出晚十天。他不是没钱，设备尾款与出资同周到期，若硬缴，公司会得到钱，他的洗涤线却可能停。赵坤主张按协议算迟延，不然以后每个人都拿生意周转作理由。
“算迟延。”我说，“也给他合同已有的补正时间。不能因为认识便免，也不能为了证明制度硬让一条供应线断。”
那名股东最终按补正日缴，承担约定成本，没有多拿股份。他后来对别人说青川成立时连自己人十天都不放。话传回来，周萍问要不要解释。我说不用。制度若每次都要靠董事长讲一段好心，仍像人情。
创立前最后一周，银行每天发一次到账回单。黎真只在“已缴”栏落数，不在股东说已经汇出时先填。两笔跨行款晚了一天，一组设备要看序列号和权属，一份应收要客户确认。直到创立会议前夜，能计首批实缴的金额、资产和权利才全部有凭证。
那晚赵坤在白鹭看三栏表，忽然说：“一千二百万听起来像一家像样的公司，四百多万能动的钱听起来像一家会缺钱的公司。”
“两句都是真的。”我说。
“外面说哪句？”
“外面说一千二百万。我们每天看四百多万。”
公司从这两句之间开始。前一句让客户愿意坐下，后一句决定我们能不能把椅子、工资和第一批货付到月底。
我当时还嫌他说得像黎真。
后来第一枚双签章拒绝我，我才知道那辆看不见的车已经开起来。
黎真盯的是财务权。
赵坤希望新平台统一采购与收款，才能向银行证明现金流。黎真同意统一标准，不同意一只总账户。三家酒店、供应和管理费各有项目专户；平台可以依合同收管理费和集中采购款，不能在月末把所有余额扫走。超过二十万元的预算外支出双签，关联交易由无关联董事确认。
“这样做，平台账会很薄。”赵坤说。
“账薄不等于公司小。”黎真回答，“你要的是能证明的现金流，不是能随便拿的现金。”
我翻到董事会。
方案设七席。我提名两席，赵坤两席，三家项目与小股东共两席，专业投资人一席。重大事项需五票，历史债权、员工数据、关联交易和商号永久处分另设回避与单独表决。赵坤刻意没有让我拿过半。
“怕我？”我问。
“怕任何一个人。”他说，“你也该怕我。”
我确实怕。
不是怕他在白鹭门口带人，而是怕有一天青川酒店缺钱，他以两席、项目票和新投资人凑到五票，把三家酒店重新装回一张担保表。赵坤也怕我用品牌、管理和一群跟我久的人，在每次表决前把不同公司变成我的一只手。
我们把彼此的怕写进章程草案。商号许可五年，平台完成约定服务才续；酒店项目有权因重大违约退出，退出不自动丢客源资料；赵坤仓储按市场合同接单，不保证最低份额；贺青川若撤出日常管理，须提前六个月交接，却不以个人全部资产担保正常亏损。
凌晨一点四十，红姨问我还要不要那百分之三十四。
“要。”我说。
“那你以后一句话说了不算。”
“现在也不该全算。”
红姨看了我一会儿：“你嘴上说得容易。第一回有人按章程挡你，别又叫阿木来问。”
阿木坐在门边，听见自己的名字，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