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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枚铜牌在抽屉里躺了一天一夜。张不言没有刻意回避它，也没有频繁翻开来看它。他照常处理府衙的公务，照常在傍晚的时候沿着河岸走一段路，像一枚还没有被翻开的新墨，正在它该在的地方等水。他等了两天，等到赵大虎从外面带回来一些消息。
第二天午后，赵大虎推门进来时肩头落了薄薄一层灰。他刚从城西回来，在一个同乡开的旧书铺里坐了半天，听说了苏州城内外对孙家的评价——那些在酒桌上、在账房、在河边的私语汇集到一起。孙家的生意不止在苏州，也不止在江南。淮安、扬州、镇江、杭州，凡是运河经过的地方就有孙家的盐仓，他们的船挂着“孙”字旗，在河道上畅通无阻，连官府的巡船见了都要绕道。有人说，孙家的老宅子里有一间屋子专门放账册，从地窖一直摞到房梁。也有人说，孙家每年往京城送的节礼，足够养一整个县的衙门。还有人说，他们的盐引比官府的批文还管用——拿了孙家的盐引，过卡时不需要查验，不需要缴额外的杂费，那些守卡的兵丁看了那枚“孙”字印，会直接放行，连货箱都不打开。
赵大虎说完这些，在椅子上坐下来，喝了一大口凉茶。张不言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叩着桌面，一下、两下、三下——是在丈量那些话的真假，也是在把那枚铜牌留下的棋局重新过一遍。他没有立刻说话，目光落在窗外那棵被风吹斜的树影上，像在等某一根被拉起的丝线绷到合适的力度，好顺着它的走向摸到源头。
第二天一早，张不言带着赵大虎去了苏州府的盐库。盐库在城北码头边上，一座青砖砌成的大院子，门口挂着“苏州府盐课司”的牌子。库门紧锁着，守门的差役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兵，看到张不言出示的巡察使令牌，他从腰间取下钥匙，嘴里嘟囔了一句：“巡察使要看盐库？”张不言点了点头，老兵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锁簧弹开。大门被推开一角，光线涌进去，照亮了里面一摞摞堆到屋顶的盐包。盐库比他预想的要大，里面的盐包码放整齐，每一包都用粗麻布袋装着，袋口扎得严严实实，上面盖着官府的朱印。老兵说这都是官盐，每半年清点一次，数目对得上。张不言没有接话，走进去转了一圈，停在角落几堆盐包前。那些盐包堆叠的密度不太一致，包角的线头颜色也和前面几排不同，像一件被拆开又缝回去的袍子。他蹲下来用手指捏了一下其中一包的布面，又站起来，走到另一个角落，蹲下捏了捏另一包的布面。他站起来问老兵：“这间盐库，平时是谁在管？”老兵说盐课司的孙主簿，孙家的人。他是今年刚调来的，以前在扬州盐库管过十几年账。张不言没有再多问，走出盐库站在石阶上，赵大虎低声说：“那几包盐不对？”张不言说：“不是盐不对。是账不对。盐库的账面数目跟实际存盐对不上，差的那些，正好是孙家每年从官府盐引上抵扣掉的那部分。”赵大虎没再追问，他不需要再问，已经清楚了。
当天下午，张不言带着赵大虎去了苏州府衙的档房，找到近五年苏州府的盐税账册，又让人去杭州府和扬州府调了同样的册子来。那些册子堆在桌上，占了半张桌面。他一本一本地翻，不跳过任何一页。他看得很快，像在拆一匹绸缎的线脚，不是被面料的花色吸引，而是循着线头找到它最初打结的地方。每一本账册上的数字都写着“核销”“结转”“已纳”，但他注意到其中几笔在扬州府的账册里找到了对应的入库记录，而在苏州府的账册里却没有对应的出库记录。那些盐像是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没有被记入任何一方的流水，没有留下交接的签名，像一块被水浸过后又晒干的石头，看似原样，但重量已经变了，表面的纹路也悄然偏移了。
入夜之后，张不言让人把孙家近五年的盐引发放记录全部调来。记录叠成厚厚一摞，像一个被反复折叠的折子，每一道折痕都在同一个位置被重新压过。他在灯下翻看到后半夜，在那些册子的夹缝处写下几行小字，然后合上册子，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赵大虎端着热茶走进来，看了看桌上那摞已经翻完的册子，把茶放在他手边：“先生，查出什么了？”张不言睁开眼，把那摞册子推到桌角，端起茶喝了一口。茶是温的，刚好入口。他放下杯子，说了一句让赵大虎愣住的话：“孙家每年偷逃的盐税，够国库半年的收入。”
赵大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他知道先生不会凭空说这句话，这半年来他跟着先生走南闯北，再荒唐的事都见过。但这句话还是让他沉默了一会儿。够国库半年的收入——一户人家，五年里从盐税中抽走的钱，抵得上整个国家半年在边境、漕运、赈灾上支出的总和。他站在灯下，像一个正在重新理解“富可敌国”这四个字真正含义的人，那些字他以前只是听过，今天才第一次看清了它们的轮廓。
张不言合上最后一本册子，靠在椅背上，窗外已经泛起一层极淡的灰蓝色。他没有急着合眼，那些数字还在他眼前无声地排列着，像一条被水浸过后尚未干透的墨线。他看了一会儿窗外那层正在变亮的灰蓝色，把最后一笔记录合上，吹灭油灯。他伸进衣袋摸到那枚绿色的玻璃珠——小虎的那颗他已经很久没有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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