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长途汽车站比他三年前来时更乱了。广场上到处是扛着编织袋的民工、拉客的三轮车夫、举着纸牌接人的小旅馆伙计。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把炉子支在候车室门口，热气混着汽车的柴油尾气，熏得人眼睛发酸。炉子是用废油桶改的，上面搁着一口黑漆漆的铝锅，茶叶蛋在酱色的汤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有人在大声打电话，有人在跟拉客的三轮车夫讨价还价，有个小孩蹲在墙角哭，他娘蹲在旁边拿袖子给他擦脸，嘴里说着“别哭了别哭了马上就到了”。
陆建设在车站旁边的巷子里找了家旅社——五毛钱一晚，六人间，铁架高低床，被褥上有股潮乎乎的肥皂味，枕头芯子是稻草的，一动就沙沙响。他把提包和布料锁进床头那个带豁口的铁皮柜里，钥匙揣进裤兜，站在走廊尽头的水房里用凉水洗了把脸。水龙头关不紧，水珠一滴一滴地砸在瓷盆里，在安静的走廊里听起来格外清晰。他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眼窝下的阴影比几个月前更重了，颧骨凸出来，下巴上的胡茬从昨天早上到现在没刮，冒出一片青黑。他拿手沾了水把头发往后拢了拢，整了整衣领，深吸一口气，出了门。
他来省城只有一个目的——劳保用品批发市场。
这个市场在城西，是他从赵春山那里打听到的。赵春山说省城的劳保用品批发集中在城西的工业品市场，做工地劳保服的、做厂矿工作服的、做学校校服加工的都在那一带拿货。但赵春山也说了，那个市场门槛不低——能在那里站住脚的供货商，要么是省城本地的大厂，要么是有多年合作关系的固定渠道。一个从红石县来的生面孔，想在那里打开局面，不是光靠布好就行的。
陆建设到了市场门口，站住脚看了一会儿。市场比他想象的大。几条街连成一片，两边全是批发店铺，卷帘门一家挨着一家，门口堆着成捆的帆布、成摞的劳保手套、用铁丝串成一排的安全帽。空气里有股帆布和橡胶混在一起的味儿，还有从街角小吃摊飘过来的炸油条的香气。送货的三轮车在窄巷子里穿来穿去，车夫按着铃铛吆喝着“让一让让一让”，有辆三轮车从他身边擦过去，车斗里的安全帽颠掉了一个，在地上滚了好几圈，被后面的人一脚踢到了路边。
他整了整腋下的布料，走进了第一家店。
陆建设沿着街道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把布料试样递上去。
大部分店主只翻一翻就还给他。有的还客气些，说“布看着还行，但我们有固定的供货商了”；有的连客气都省了，直接摆摆手说“不要不要”；有的把他当成了来推销劣质布的二道贩子，连看都不看就让他走。
“布太粗了，做不了工装。”一个穿着皮围裙的中年男人把试样扔回他手里，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我们有固定的供货商，不好意思。”一个戴眼镜的老头把试样推回来，低头继续看他的账本。
“你哪儿的？红石县？没听说过。”一个年轻伙计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那双沾了灰的解放鞋上停了一下，嘴角微微往下撇了撇。
陆建设把布收回来，说声“打扰了”，走向下一家。他的语气始终是一样的——不卑不亢，不恼不怒。被拒绝一次，他就把试样重新叠好，把被翻乱的布面用手掌抚平，然后推开下一扇门。试样在他手里被递出去又收回来，反复了不下几十次，布面被摸得有些发毛了，但他每次叠布的时候还是跟第一次一样仔细——先把布面抚平，再对角叠齐，最后用手掌压一下折痕。
他走了整整一天。从市场东头走到西头，从早上八点走到下午五点。脚上那双解放鞋的鞋底磨薄了一层，左脚大拇指的位置已经能感觉到地面的硬度和温度，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微热的铁板上。中午他在路边买了两个馒头，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吃了。水是早上在旅社灌的自来水，有股漂白粉的味道，但他太渴了，三口两口就喝了大半壶。吃完他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歇了一会儿，看着街上人来人往——那些人大包小包地扛着货，有说有笑，有的在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有的三三两两蹲在墙角抽烟。没有人注意到路边坐着一个从红石县来的乡下人，怀里抱着一匹用粗布裹紧的面料。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把那匹试样重新夹好，继续走向下一家。那匹试样在他腋下被汗浸得微微发潮，他时不时换一边夹着，怕同一个位置的布料被汗水洇出印子。走了几步他发现右脚的鞋底也快磨穿了，脚后跟的位置已经能感觉到地面的凉意。他在心里记了一笔：回去的时候得买双新鞋，或者让秀芹给他纳双新的鞋垫。上次她纳的那双已经磨得薄如纸了，他一直没舍得换。
傍晚时他走到了市场最西头的一家店铺门口。门脸不大，卷帘门只拉了半截，里面亮着日光灯。店铺招牌上的字掉了漆，只能认出一个“利”字——也许是“胜利”，也许是“利民”，看不出来了。门口没有堆货，地面扫得干干净净，门框上挂着几块不同颜色的工装布样品，按颜色深浅排成一列。他弯腰钻进去，看见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短发，戴一副老花镜，正在拿计算器算账。女人身后堆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