袜子终于揭下来了。陆建设端着他娘的脚，在煤油灯下看了好久。那双脚比平时肿了一大圈，脚底板上全是血泡——大的有指甲盖那么大，小的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破了结痂、结了又破，新伤叠旧伤，层层叠叠的，像是老树横截面上密密麻麻的年轮。有的伤痂已经发黑了，是六七天前磨的；有的还鲜红鲜红的，是今天刚磨的。脚趾甲缝里全是泥，脚背上的皮肤被汗水泡得发白发皱，像在水里泡了好几天的咸菜。他拿蘸了热水的毛巾轻轻地擦，从脚趾缝擦到脚后跟，再从脚后跟擦到脚踝。他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擦拭一件珍贵的瓷器。煤油灯的光照在他娘的那双脚上，把那些血泡和伤痂照得清清楚楚，每一道痕迹都在无声地述说着过去十七天里她走过多少路、爬过多少坡、趟过多少沟。
“建设，”女人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她的手掌粗糙得像砂纸，但那个动作温柔得让陆建设的鼻腔猛地酸了一下，“别哭。妈不疼。”
陆建设没哭。但他的肩膀在抖。
他把脸埋下去，额头抵在他娘的脚背上，肩膀剧烈地抖了几下。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发出声音——他不能在娘面前哭，他要是哭了，娘会觉得自己的辛苦让儿子难过了，娘会难受的。但那股酸涩的感觉像洪水一样从胸腔深处往上涌，他压不住。他狠狠地咬着嘴唇，直到尝到血腥味，肩膀才慢慢平静下来。
女人也不说话了，手指插在他的头发里，轻轻地抚着。那手法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他五岁那年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他娘坐在门槛上抱着他，也是这样用手指轻轻地理他的头发，嘴里哼着一个不知道名字的调子。十七年过去了，那调子他还记得，在梦里经常听到。建梅站在门口，用手背捂着嘴，转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泪水无声地从指缝里往下淌。
那一夜，陆建设守在他娘炕边，给她敷腿、熬姜汤、喂药。老中医开的药方他还留着，里面有几味药镇上的药铺缺货，他连夜骑自行车跑了趟县城才配齐。他把药倒进砂锅里，守在灶台前面，用小火慢慢熬。药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水汽升起来带着一股苦味，弥漫了整个窑洞。他每隔一刻钟就拿筷子搅一下，怕糊了底。药熬好了，他倒进碗里，端到炕边，一勺一勺喂给她。他娘喝了半碗就喝不下了，说太苦。陆建设从柜子里翻出上次赶集买的一小包冰糖——本来是想留着过年给老七吃的——敲了一小块放进她嘴里，然后把剩下的药用纱布盖好，说“明天热了接着喝”。
天快亮的时候，女人才沉沉睡过去。她的呼吸声粗重但不急促，腿上的红肿在敷了药之后稍微消退了一点。陆建设坐在炕沿上，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整整一夜没有合眼。他守着那盏煤油灯，灯芯剪了一次又一次，火苗始终没有灭。窗外由黑变灰，由灰变白，公鸡打了第一声鸣，然后村子里的鸡鸣声此起彼伏地响成一片。
第二天一早，他把那三百斤棉花分拣、轧棉、纺纱。他娘带回来的棉花是皮棉，不需要再脱籽，可以直接纺纱。棉花品质不错——在受灾的冀南棉区能收到这个质量的棉花，说明他娘不是随便找了个地方买了就走的。她一定是跑了不止一个村子，一户一户地看、一户一户地比、一户一户地讲价，用她那双不识字但什么都看得明白的眼睛，从霜冻棉里把最好的那一批挑了出来。她是怎么做到的？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连路牌都看不懂，怎么在几百里之外的陌生地方找到棉农、谈好价格、联系运输的？这些问题陆建设没有问——不是不想知道，是不舍得让他娘再费口舌。他心里清楚，这三百斤棉花的重量，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他娘用十七天、几百里路、一双残腿和满脚底板血泡换回来的。
机器又转起来了。那台停了两周的织布机重新发出了咔嗒咔嗒的声响，梭子从左边飞向右边，白布从出口缓缓淌出来。陆建设把那台机器的第一匹新布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车间正面的供案上——那个供案是他自己用木板钉的，上面摆着“陆记”的旧木板和他爹的遗像。然后他走进屋里，把娘换下来的那双磨穿了底的旧布鞋拿在手里看了很久，拿抹布擦干净了上面的泥，放在供案旁边。那双鞋不美观，不体面，鞋面上补了三块补丁，鞋底磨穿了，但它是陆记的根。他决定把它留下来，等将来有一天陆记有了真正的工厂、有了明亮的车间、有了挂在墙上的营业执照，这双鞋就是陆记的镇厂之宝。
但母亲从此落下了病根。那十七天在外的奔波耗尽了她的身子骨，湿气寒气一起入骨，她的腿从此再也没好利索过。每逢阴雨天，膝盖疼得她整夜整夜睡不着。陆建设半夜起来上茅房，经常看见她屋里的煤油灯还亮着——她一个人坐在炕上，膝盖上搭着一条热毛巾，手里攥着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旧布，咬着牙不让自己出声。第二天早上起来，她把用完的毛巾藏到柜子最深处，把脸上的倦容洗掉，该喂鸡喂鸡、该做饭做饭、该帮建梅整理纱线就帮建梅整理纱线，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但陆建设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在账本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字很小，用铅笔写的，只有他自己看得见：“一九八四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