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两边都划算。”
姜有田把这话在心里嚼了嚼。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不只是道理的问题。他们这个村子离最近的棉贩子集散点只有十里路，这么多年了，棉农们习惯了收完棉花直接卖给贩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讫。这样方便，不操心，虽然价格被压得低一些，但省了很多麻烦。现在一个外路人说要来收棉花，价格高一点是可以，但稳定吗？能长期收吗？会不会收了今年明年就不来了？
“你说的这个长期，是多长？”姜有田问。
“五年。”
姜有田愣住了。五年？棉贩子从来不会跟棉农签五年的合同，他们连五个月的合同都不会签。棉花市场一年一个行情，价格起起伏伏像坐过山车，谁敢承诺五年的收购价？
陆建设从怀里掏出自己手写的那份“棉花采购意向书”，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在上面补了一行字：“本合同有效期五年，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期限内收购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运费由收购方承担。”他写完把纸递给姜有田。
姜有田接过纸，眯着眼看了半天。他识字不多——上过两年小学，能认个百来字——但大致意思能看懂。最让他意外的是那句“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市场怎么变，陆建设给出的价格永远比棉贩子高。如果棉贩子压价压到三角，陆建设至少出三角一分；如果棉贩子涨到五角，陆建设也至少出五角一分。这个承诺对棉农来说是保底的定心丸。
“你这个合同——”姜有田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只有一个铅笔写的小数字，大约是陆建设算账时打的草稿，“是哪个单位出的？有公章吗？”
“没有单位。是我自己写的。”陆建设坦然承认，“公章我也带了，是我自己刻的。”
姜有田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自己刻的章，自己写的合同——这在正规的商业规则里几乎等同于儿戏。但姜有田不是一个只认公章的人。他跟各种贩子打了二十年交道，公章造假的事他见得多了。有些贩子拿着印得漂漂亮亮的合同来，公章红得晃眼，结果棉花拉走了款子拖着不给，你找上门去人家说合同是假的，公章是萝卜刻的。反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坦坦荡荡地承认合同是自己写的、章是自己刻的，这份坦诚比任何一个红彤彤的假公章都让姜有田觉得靠谱。
“这件事我一个人定不了，”姜有田把合同折好还给陆建设，“你得跟村里主事的人谈。”
当天傍晚，姜有田领着陆建设去了村支书家。路上穿过村子的时候，姜有田走在前面，陆建设跟在后面，村里的狗冲着生人狂吠，几条半大的土狗追在他脚后跟后面叫，姜有田回头喝了一声，狗就散了。他推开了村支书家的院门，院门是用几块旧木板钉的，歪歪扭扭的，推开的时候咯吱咯吱响。村支书姓刘，叫刘长河，五十来岁，精瘦精瘦的，头发剃得很短，鬓角冒出了白茬，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上去的，又深又直。他坐在院子里剥玉米，面前的竹筐里已经剥了半筐，玉米芯子堆在一旁，准备晒干了冬天烧炕。他看见姜有田领着一个生面孔进来，手上的动作没停，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们坐。
姜有田把陆建设的来意说了——西边山里来的，办纺织作坊的，要长期收棉花，一个月三千斤起步。刘长河边听边剥玉米，手指头一掐一转，玉米粒哗啦啦地落在竹筐里。姜有田说完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恰好剥完一根玉米棒，把光秃秃的玉米芯扔进柴火堆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他打量着陆建设，那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锐利，像是在拿尺子量你的骨头有几两几钱。
“小伙子，”刘长河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吐得很清楚，“你一个人从几百里外跑过来，说要在我们村收五年棉花，你的本钱在哪里？你的厂子有多大？你的销路在哪里？”
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硬。陆建设没有急着回答。他把蛇皮袋打开，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掏东西。第一件是镇上供销社王德胜签的最近一批采购合同，盖了红章，上面列着陆记的供货品种、数量、单价；第二件是赵春山写来的最新一批订单，一百匹，白纸黑字；第三件是他自己记的一本账本的复印件——那是他从李会计的账本里摘出来的，上面记录着陆记最近三个月的收支流水：月产量二百匹，月流水四百块，净利润稳定在百分之十八到二十之间。
他把这三件东西摊在刘长河面前。
“刘支书，我的厂子不大，四台半自动织布机，十二户家庭作坊，一个月产两百匹白坯布。我的销路分三块——供销社、县百货商店、贸易公司，三家稳定合作，订单排到了明年春天。我的本钱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没有一分是借公家的。我这次来，带了采购款一百二十块，够先付一个月的棉花钱。”
刘长河拿起那份供销社的合同看了又看。他当过多年支书，见过的文件比村里任何人都多，真章假章他一眼就能分辨。供销社的红章是真的，格式也是标准的——他每个月去供销社交公粮的底单上盖的就是这个章。他又拿起赵春山的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