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任何使用官斗官秤的商户的货物，也不再向任何响应新商法的商铺批发绸缎。
这话一放出来，邺城绸缎行的中小商户便陷入了两难。邺城绸缎行的货源大半被王氏掌控——从江南来的上等丝绸十有八九要经过王氏的批发渠道才能到达零售商手中。如果继续用旧斗旧秤，可以从王氏进货，但会被新法处罚；如果改用官斗官秤，王氏就不供货，货源一断生意便做不下去。
一时间，南市绸缎行的十几个中小商户全都按兵不动，既不敢公开响应新法，也不敢公然反对新法，只是把铺门照常开着，柜台上摆着几匹落满灰尘的旧布，掌柜们坐在柜台后面打盹，伙计们蹲在门口发呆。他们都在观望——观望朝廷到底有没有决心和力量把新法推行到底，观望那个从杂货铺里冒出来的财神代理人到底能不能斗得过盘踞了数百年的阀门网络。
绸缎行的僵局很快便向其他行业蔓延。粮市、布市、盐市、铁器市、陶瓷市，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同样的停滞。中小商户们害怕阀门的报复——不是害怕被直接打上门来，而是害怕被切断货源、被排挤出行业商会、被孤立到无法生存。
这种恐惧不是空穴来风。
就在王氏绸缎庄放出话来的第三天，南市一个姓刘的年轻布商——他原本只是个从幽州逃难到邺城的流民，靠着在平安小押里当掉祖传的玉佩才凑够了第一笔本钱，在布市角落里租了半个摊位，专做低端粗布生意——因为主动到周浚的衙门里登记了官斗官秤，第二天便发现自己在布市的摊位被人泼了一桶泔水，摊位上摆着的粗布全部泡了汤。
没有人看到是谁泼的，附近的商贩都说没注意。刘布商报了官，衙门派了两个差役来看了看，问了几句话便走了，临走时撂下一句“没证据没法查”。刘布商在布市边上蹲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收起被泔水泡烂的粗布，推着独轮车回了家。
第二天他没有再出现在布市，他的摊位上只剩下半截被泔水浸透的粗布，孤零零地搭在木架上，在六月的日头下散发着刺鼻的馊味。
这件小事在南市商贩之间传得极快。不到一天功夫，几乎所有原本打算响应新法的小商户都打了退堂鼓。他们不是不相信陆悬鱼，也不是不信任新商法，而是怕——怕自己就是下一个刘布商。
陆悬鱼决定亲自上门拜访王崇。
六月初十的午后，他带着白清和两个亲兵，骑马来到南市十字街口的王氏绸缎庄门前。他没有穿官服，只穿了一身干净的青色长衫，腰间系着玄色腰带，和从前在杂货铺里当老板时一模一样的装束。
白清提前一天已递了拜帖，将陆悬鱼登门拜访的时间和事由写得清清楚楚。
三人到了门口，铺门大开，店里伙计正在柜台上拨算盘，几匹上等丝绸整齐地码在货架上。白清上前报了名号，将拜帖递给柜台上的伙计。伙计接过拜帖，转身进了后堂，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身后跟着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
管家拱了拱手，脸上堆着笑，说出来的话却像一扇徐徐关上的门——“实在对不住，我们老爷今早偶感风寒，卧病在床，无法见客。陆大人请回吧，改日我们老爷身体好些了，定当亲自登门赔罪。”
陆悬鱼站在门口，透过敞开的大门往里望了一眼。铺面后方的天井里，几盆名贵的兰花在午后的阳光下开得正好，廊下几个丫鬟正闲坐着嗑瓜子。他收回目光，没有硬闯，没有质问，甚至没有让管家把自己的话转告王崇。他只是朝管家拱了拱手，说了声“不打扰了”，便翻身上马，带着白清和亲兵离开了。
回永宁坊的路上，白清气得在马上直拍大腿。
“风寒！大热天的，谁六月里得风寒？那后院里分明有人在走动，我清清楚楚听见茶碗碰桌子的声音——他就是在躲咱们！”
陆悬鱼没有接话，只是骑着马不急不缓地沿着南市的街道往北走。他知道王崇为什么不见他——不是因为风寒，不是因为有急事，而是因为王崇在等。等陆悬鱼拿出更多的诚意，或者更多的筹码。
商人最会算计，王崇这种在邺城商界混了几十年的老狐狸，不会因为一纸诏书就改变立场，也不会因为一次登门拜访就轻易表态。他不见陆悬鱼，本身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你拿什么来换？
陆悬鱼走后，王崇便以王氏绸缎庄的名义向邺城绸缎行会发了一封私函。信里没有半个字提到新商法，只是很客气地邀请行会成员于本月十五到王氏绸缎庄后院参加“绸缎行会夏季例会”，由王老爷亲自设宴款待。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顿宴席的真正目的不是讨论夏季绸缎行情——这是阀门在串联，是邺城所有旧势力在向新规矩发出无声的警告：我们还在，我们没动，但我们会一起动。
与王氏绸缎庄相似的情形，在粮市、布市、盐市、铁器市同步上演。崔氏旧部在粮市的残余势力以“粮行联谊会”的名义召集了十几家大中型粮商；范阳卢氏在邺城的远支代理人则以“文教同袍会”的名义串联了所有经营书籍和文房用品的商户。
连一向不显山不露水的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