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规矩难道不是圣人所定？如果老规矩能安天下，商纣为什么亡了？周公为什么制新礼？老先生，你自己也清楚——周公之所以是圣人，不是因为他守了前朝的规矩，恰恰是因为他改了前朝的规矩。如果万世不易，周公就不该制礼作乐，他应该守着商纣的老规矩，让天下继续乱下去。但他没有。他改了。改了之后，天下由乱入治。改规矩本身，就是周礼的第一条规矩。”
孔固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反驳，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周公是他最敬重的圣人，是他那卷竹简上反复抄写了三千年的大宗师之一。陆悬鱼用周公的例子来反驳礼法不可改，这恰好击中了他信仰体系中最核心的自相矛盾——如果礼法真的不可改，那周公制礼这件事本身就是对礼法最大的违背。
如果周公可以改，那礼法就并非万世不易。这是一道连他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陆悬鱼见孔固没有立刻反驳，便将按在身前的手收了回来，转而缓缓踱了两步，侧身而立，目光扫过书架上那些刻满甲骨文的龟甲和兽骨，然后重新看向孔固。
他的动作很自然，不是刻意摆出的辩论姿态，更像是他在邺城杂货铺里跟街坊们聊天时的习惯——他从小就喜欢在跟人讲道理的时候稍微走两步，因为走着走着他就能想得更清楚。
他没有继续在周礼这个学术界面上和孔固纠缠，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无论如何也辩不过一个读了三千年圣贤书的老儒。他需要换个角度——不讲师承，不讲经典，讲历史。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他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语气忽然变得格外郑重，声调比方才略微提高了半分，语速也放缓了，像是在铺开一卷已经被尘封了很久的史册，
“商鞅入秦之前，秦国是什么样？贵族世袭，井田固化，农夫被拴在土地上替贵族种地，商贾被限制在固定的市集里交易，连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住多大的房子都有繁琐的礼法规矩。秦国守着这套旧规矩，被东方六国瞧不起，连诸侯会盟都不让秦国参加。秦孝公问商鞅，怎么才能让秦国强大起来，商鞅说——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军功授爵，不问出身，唯才是举。”
他顿了顿，目光直视孔固，语气更加坚定。“这些都是旧礼法里没有的新规矩，是把周礼传承了几百年的老规矩全部推翻。旧贵族恨死了商鞅，说他离经叛道，说他刻薄少恩。但秦国靠商鞅的新法，从一个被六国鄙夷的蛮夷之邦变成了虎狼之国。秦孝公之后六代秦王，代代沿用商鞅的规矩，最终秦始皇一统六合。”
“老先生，这套改变了整个天下的规矩，是商鞅一个人写出来的，不是圣人定的。但它就是让秦国变强了。你说礼法万世不易——如果秦孝公当时也这么想，那秦国就永远是西陲蛮夷，永远被六国踩在脚底。”
孔固听完这番话，沉默了很久。
他当然知道商鞅，商鞅变法是周秦之际最大的一次礼法变革，他作为一个守了三千年礼法的老儒，对这段历史比陆悬鱼更加清楚。但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过商鞅。在他三千年抄写的礼法竹简上，商鞅一直是个反面典型——刻薄少恩，严刑峻法，以利诱民而非以礼化民，最终作法自毙。
他翻开竹简上关于商鞅的那一段，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商鞅者，秦之酷吏也。废井田，开阡陌，以军功爵诱民争战，弃礼义而任法术，刻薄少恩，身死法存。”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另一个问题——商鞅的法既然身死还能留存下来，而且让秦国从西陲蛮夷一路强大到统一六合，那就说明这套法本身是有生命力的。如果一个被旧儒们骂了千年的酷吏都能写出有生命力的法，那礼法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万世不易”？
“商鞅刻薄少恩。”孔固终于开口，声音比方才低沉了许多，没有了刚才那种不容辩驳的绝对权威，但依然带着一种顽固的坚守，“身死法存，然其法非礼也，乃术也。以术诱民，虽强一时，终不能久。秦二世而亡，便是术胜于礼之报应。”
他说这番话时，手指在玉案边缘轻轻敲了三下，每一下都像是在强调自己的立场。
陆悬鱼没有立刻反驳他。他点了点头，像是在承认孔固说得有一定道理——商鞅确实刻薄少恩，秦国确实二世而亡。但他随即话锋一转，用孔固自己的论据反问了回去。
“老先生说得对，秦二世而亡，是因为商鞅之法太苛太急，只讲术不讲礼。但老先生有没有想过——汉朝是怎么起来的？汉高祖入咸阳，把秦朝最苛刻的几条法令当场废除，约法三章，收拢了关中民心。约法三章，不是沿用秦朝的老规矩，也不是恢复周朝的旧礼，是当场改了规矩。改规矩就是变——老先生，你不是说礼法万世不易吗？如果万世不易，高祖为什么还要改？”
孔固的左手在书案边缘上微微收紧，指节发白，但紧握的手指在几息之后又缓缓松开了几分。
他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问题：在秦孝公和商鞅的问题上，他可以反驳，因为商鞅确实是儒家公认的反面教材。但在汉高祖的问题上，他反驳不了。汉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