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盏纸灯还在亮着，灯罩上的几只白鸟在微风中轻轻旋转。她在吧台前站了片刻，从吧台下面拿出一个用保鲜膜包好的饭团放在桌上。然后她走进了化妆间，关上了门。
陆川撑着伞走回公寓。雨已经小到几乎感觉不到，他把伞收起来夹在腋下。窄巷里的积水映着霓虹灯的倒影——红色的情人旅馆招牌、蓝色的柏青哥灯管、金色的大楼徽标，全碎在脚下水洼里。经过自动贩卖机时他停下来买了罐热咖啡，拉开拉环站在路边喝了一口。
他想起红姐刚才说“坐一会儿，外面下雨”时的语气——不是命令，不是请求，是那种对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才会有的、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留白。她还说“我替老关高兴”，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一直垂着眼，但说到“找到了个人”这几个字时睫毛颤了一下。又想起关爷在规矩会之后对他说的那句话——“红姐这个人，这辈子没为自己活过。她要是偶尔找你说说话，你就听着。但不该耽误的事，别耽误。”那时候他不完全理解“没为自己活过”是什么意思。今晚他好像懂了一点。那件起球的旧毛衣，那杯苦得发涩的浓茶，那张藏在抽屉深处的黑白照片，那根攥在手心里没有往头发上插的簪子——这些细节拼在一起，拼出一个他不认识的红姐，一个在歌舞伎町最深处独自守了半辈子的女人。
他仰头喝光最后一口咖啡，把空罐扔进回收箱。罐子在铁皮箱里哐当响了几声，然后安静下来。
回到公寓已经十点半。六叠榻榻米上亮着昏暗的灯，阿虎趴在榻榻米上翻一本从真由美那里借来的机车改装草图，炭笔画，线条潦草但专业术语满篇，他边翻边用手指在榻榻米上比划什么缸径行程压缩比。海生枕着帆布包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笔记本，拇指夹在“四楼赌场人流动线图”那一页。笔记本封面上压着那把他从不离身的折叠刀。钟亦鸣正把从证券公司营业部抄回来的数据摊在膝盖上，用直尺画着日经指数的波动曲线，边画边皱着眉头嘟囔什么“利率差偏离值”。阿绣在昏黄的灯下缝着那件用八块碎料拼出来的外套，袖子已经缝好了，正往领口上走最后一圈暗线。阿龙坐在靠墙的老位置，膝上摊着日语教材，嘴里念念有词——他在练一句新学的日常对话。
“ありがとう。”谢谢。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不客气。
“また来てね。”还要再来哦。
“また。”再会。
他把“また”念了好几遍，然后翻开新的一页——这一页是钟亦鸣今天下午教他的，标题是“道を尋ねる”。问路。他对着课本上画的地图，用手指沿着从新宿到青森的路线慢慢描过去。陆川在门口脱下湿透的外套，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海生迷迷糊糊睁开眼，嘟囔了一句“陆哥回来了”，翻身又睡着了。钟亦鸣头也不抬地推了下眼镜，阿虎还在比划缸径，阿绣咬断了最后一针的线头。
陆川靠着墙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包里那份森田组保护费流向的材料压在匕首和干枣之间。他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在转着红姐垂下眼说“我替老关高兴”时睫毛那一下轻颤。窗外雨停了，歌舞伎町的霓虹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天花板上投下一条条彩色的光纹，和六叠榻榻米上的鼾声、铅笔划纸声、针线穿过布料的沙沙声混在一起。
“林澜那孩子不错。”红姐今晚说过这句话。她在办公室里提了一次，两个多月前在化妆间里也说过一次。两遍语气不一样——第一次是在交代，第二次是在试探。陆川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流动的霓虹光影，想起林澜在新宿御苑长椅上跟他说的那句话：“我爸死的时候，身上只有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回不去了’。”他还想起红姐今晚在灯下翻花名册时，手指在某页停住，那一页上写着林澜父亲的名字——林国栋。昭和五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新宿西口地下通道，冻死。无名氏收殓，编号新宿西-58-12-07。后面还有一行小字，墨水颜色略淡，像是后来补上去的：“遗物：旧照片一张。背面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