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老陈放下茶缸。
陆川没有说话。
“你当然接不住。你今年多大？三十？你来日本不到两年，在工地上扛过水泥，在赌场里站过岗，跟赤松下过一盘没下完的围棋。你管的最大的场子——四楼，总共四张麻将桌，一个金库，两台旧监控器。你手底下有多少人？加上码头那几个，不到三十个。你觉得你能接住关爷攥了二十年的命？”
陆川看着面前那盘已经有些凉了的红烧肉。酱汁在碗底凝成了一层薄薄的油脂，八角被冻在油脂里，像被琥珀裹住的虫子。
“关爷的路子，”老陈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拍黄瓜放进嘴里嚼得咔嚓响，“他八五年有人开价八亿没卖，为什么？不是因为价格不够高——八亿在八五年是实打实的价。他不卖，是因为他觉得这块地是他的命。他攥着它，就像攥着互助会那七个兄弟的骨灰。他攥了二十年——地价从八亿涨到四十亿，他还不卖。这不是生意，这是心病。你帮他治心病，就得想清楚一件事：你是要把桥卖了，还是把桥变成别的？”
“变成什么？”
“变成能带走的东西。”老陈把筷子横放在碗上，“关爷这代人来日本，是逃命来的。他们以为在日本能扎根，其实扎不下去。互助会那七个人的骨灰洒在东京湾里，关爷对着东京湾烧了四十年纸。我问你——他为什么不寄回国？”
陆川沉默。
“因为寄回去，家里人会问——他是怎么死的？”老陈的声调没有变化，但筷子上夹着的那块茄子停在半空中，“偷渡客，没有身份，死了连张死亡证明都开不出来。骨灰洒在东京湾，家里人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用哭。关爷攥着桥，不是舍不得卖，是不知道卖了之后还能攥什么。你说你把桥卖四十亿——他拿着四十亿日元能在日本买什么？买地？他是中国人，在日本买地要过几道审批你知不知道？买房子？泡沫一破房子能值几个钱？存在银行里等着汇率跌？他不是生意人。他是老派人——老派人攥东西不是为了升值，是因为这东西是他唯一的底。你把他唯一的底卖了，就得给他换一个新的。而且不能比原来的轻。”
陆川看着老陈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大，眼角全是皱纹，但眼珠是亮的，不是浑浊的那种亮，是被时间洗过之后留下来的光泽。他想起了另一个老派人——他父亲。东北的冬天，雪地里的脚印，被地痞捅倒在巷子里再没站起来的那个人。他父亲不是偷渡客，他父亲生于斯死于斯，但攥在手里的东西一样轻得可怜。
“我把桥卖了，然后呢？”
“然后你想清楚——你是树还是贼？”
“树。但你说过，想做树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那是以前。以前是逃命，现在是活命。活命的人可以种树。种树需要三样东西——种子、土、时间。种子你有了。”老陈的目光扫过陆川手腕上那根红绳，“土——你回国才有。时间——泡沫破之前，你还有。大概四年，或者三年，也可能只剩两年。看你运气。”
“您说的是泡沫经济？”
“我说的不是泡沫经济。泡沫是日本人的事。我说的是你的时间——你在这个国家还能安全待多久。关爷为什么这几年急着找接班人？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他老了之后，森田组会动他，陈金龙会动他，赤松看起来跟他和和气气，但赤松的祖父是关东军参谋——你以为赤松请关爷喝茶是在交朋友？赤松这个人，对有用的人笑，对没用的人连个表情都欠奉。他对关爷笑，是因为关爷手里有桥。桥到了你手里——他对你笑，是因为你手里有桥。哪天桥不在你手里了，他还会对你笑吗？”
陆川想起赤松在关爷家宴上说的那句话——“陆桑，你和我都是异乡人。异乡人要活下去，要么离开，要么成为规则本身。”那天赤松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像一个老熟人在饭桌上分享一道新菜的做法。但陆川现在回想起来，那句话里没有任何温度。
“赤松约我下周喝茶。在他办公室。”
“他让你带什么？”
“他没说。他的秘书藤田只说赤松想谈谈。”
“那你带三样东西。桥的地价走势图。都营新宿线地铁新站的规划图。还有，赤松近五年的地产交易记录——关爷那里应该有。”
“我带了。”陆川从帆布包里抽出几页复印纸，上面是钟亦鸣用铅笔一行一行标出来的数据。“亦鸣分析过——赤松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名义买过地。他每一笔交易都通过不同的壳公司，注册地址全是同一个邮政信箱。”
“这条信息他知道你知道——他不在乎，因为这是合法的。合法的隐匿不是秘密，是门槛。”老陈把纸放在桌上用指节压平，“你让赤松知道你摸清了他的规则，他反而会对你有兴趣。你什么都不查就去，他会觉得你是来求他的。你查了去，他会觉得你是来跟他下棋的。他喜欢下棋。他祖父在满洲跟苏联人下过军事推演，他父亲在战后跟美国人下过政治谈判，他自己在住吉会跟老派极道下权力交接。每一代人都在下一盘棋，每一代人都输了一半。赤松的棋还没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