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光会看光会听不够。还得会防。”
海生把刀子合上，攥在手里，指节发白。
“谢谢关爷。”
“不用谢。用得上就行。”
阿虎已经在桌子那头夹了第三个饺子。嘴角沾着酱油，腮帮子鼓鼓的，一边嚼一边用筷子指着那盘红烧肉对阿龙说：“哥，这个肉——这个肉你吃一口。跟咱妈做的味一样。不是，比咱妈做的还好吃。”阿龙夹了一块，嚼了几口，默默地把整盘红烧肉往阿虎那边推了半寸。
“关爷，”阿虎含着一嘴的肉，含糊不清地问，“你家厨子是哪儿请的？东北的？”
“四川的。”
“四川人做东北菜？”
“在东京待了二十年，哪儿的口味都会一点。”关爷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看着这群狼吞虎咽的年轻人。他带过很多人——有人来的时候饿得皮包骨，有人来的时候带了一身刀伤，有人来了不到一个月就被遣返。这些人里大部分是来躲命、逃债、碰运气的，吃过几顿饱饭就想走——赚够钱就走，攒够路费就走，待不下去就走。但这些人不一样。他们在大晦日晚上挤在六叠榻榻米上唱渔歌，嗓门大得邻居砸墙也不管。他们把一顿红烧肉吃出了年夜饭的架势。他们是真的想在这里活下去。老马给他汇报过工地上那件事——陆川是怎么在厕所堵住王工头、让中国工人的日薪从一万涨到一万八的。不是冲动，是算好的，每一步都算好了。
这小子能用。
关爷端着酒杯，目光在桌子那头扫了一圈，落在陆川身上。
“陆川，你留下。其他人多吃点，今晚吃不完的不许走。老马，加菜。”
“好嘞。”老马转身进了厨房。
陆川把筷子放下，擦了擦嘴角。
关爷站起来，推开客厅侧面一扇纸障子。里面是一间小茶室，四叠半大小，比外面安静得多。壁龛里挂着一幅字——“静水流深”。四个字，墨色浓淡相宜，落款是草书，看不清楚。矮桌上放着一套茶具，紫砂壶，两只茶杯，一只铜香炉里插着一根线香，青烟笔直上升。两人隔着一张矮桌面对面坐下。关爷提起紫砂壶，给陆川倒了杯茶。茶汤深琥珀色，冒着热气。
“工地的事，我听说了。”关爷开门见山，“你堵了王三。让他去找日本人谈价。一万涨到一万八。”
“是。”
“你知道王三在工地上干了几年吗？”
“不知道。”
“六年。他六年前从大连来，跟你一样，偷渡。刚来的时候在码头扛麻袋，后来考了施工安全证，进了工地。他是中国人里面少数能跟日本工头直接说上话的。这六年，中国工人的日薪从八千涨到一万，每次涨都是他去谈的。谈一次，日本人给他脸色看三个月。再谈一次，再给三个月。六年，他把中国人的日薪涨了两千日元。”
关爷喝了口茶，语气没有波动，像在陈述一份陈年旧账。“他怕日本人。但更怕中国人自己闹事。他知道，如果一个中国工人在工地上跟日本人动了手，所有中国人的日薪都会被打回八千。你堵他的时候，他以为你要打他。你算过他抽了多少成，但他没抽。中间差价都让日本人拿走了，他自己跟你们一样，拿一万。你没打他。你让他去找日本人谈。他很意外。”
陆川想起王工头当时翻开账本时手指微微发抖的细节，想起那个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每一行后面都有一个被他永远摆不平的数字。他沉默了一会儿。
“他车上的烟味是你身上的。你去找过他。”陆川说。
“我找过。”关爷说，“不是因为你是陆川。是因为你做了他认为自己永远做不到的事——你让日本人给中国人涨了工钱。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茶室里安静了几秒。线香的青烟在两人之间缓缓上升，然后散开。
“今天叫你来，不是为了工地的事。”关爷放下茶杯，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推到陆川面前。信封是牛皮纸的，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叠万円大钞，看厚度大概有二三十张。“这是一点压岁钱。过年嘛。”
“这太多——”
“不是给你的。”关爷打断他，“给那十三个。你带他们来日本，在底舱里差点淹死，在冷冻车里差点冻死，在六叠榻榻米上挤了两个多月。过年了，每人买件新衣服，吃顿好的。你是领头的，这些事应该你想，但你也没钱。所以我替你想了。”
陆川把信封收好。
然后关爷把茶喝完，放下杯子，开始说第二件事。
“今晚还有别人来。”
话音刚落，院子里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低沉，平稳，不是面包车那种突突的噪音。陆川透过纸障子的缝隙往外看。一辆黑色的丰田皇冠停在庭院里。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两个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站在车门两侧，然后副驾驶上下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最后是后座的那个人。那人从车里出来的时候，院子里所有的光都好像往他身上聚了一下——不是因为他多高大多显眼，而是因为他站在那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