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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半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个下午。
书房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书桌左上角那盏老式台灯亮着一圈昏黄的光。
桌上摊着一张宣纸，旁边放着砚台和毛笔，砚池里的墨汁已经研好了许久，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光泽。
娄半城提起笔，在纸上缓缓写了两个字，舍得。
笔锋很稳，一撇一捺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写完放下笔，端详了片刻，把这张纸推到桌角，又铺上一张新的宣纸，提起笔，再写一遍。
书房里安静极了，只有笔锋擦过宣纸的沙沙声和老座钟秒针走动的咔嗒声。
窗外的光线从午后明亮的白色渐渐转为傍晚温暖的暗金色，又从暗金色沉入暮色昏沉的灰蓝，但娄半城似乎浑然不觉。
娄半城写了多少张，自己也数不清。
桌角那摞写满“舍得”的宣纸越堆越高，最上面那张的墨迹还没干透，底下压着的那些早已泛出淡褐色的墨痕。
每写一张，娄半城心里那杆秤就往“舍得”这边沉一分，舍的是身外之物，得的是娄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命。
娄半城想起多年前公私合营时，自己站在娄公馆的客厅里，对前来接管的干部说“产业交给国家，我放心”。
那时候舍了大半产业，是顺应时势，是主动的姿态，姿态里还留着几分资本家的体面。
现在又要舍了。
但这一次舍跟那一次不一样，那一次舍了产业，保住了这栋宅子、这些家具、这些古董字画，保住了娄家最后的体面。
这一次舍得更彻底，连体面都要舍掉。
娄半城把笔放在砚台上，靠在太师椅里，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眼角。
娄半城走到书房的博古架前，目光从那些陈列多年的古董瓷瓶、端砚、黄花梨笔筒上一一扫过。
钧窑瓶是民国初年从一位落魄的贝勒爷手里收来的，那件端砚是跟一个山西煤商博弈了三个回合才拿下的，还有那对黄花梨笔筒，是自己亲自去海南挑的木料。
每一件东西都承载着娄半城这大半辈子的记忆和心血，每一件娄半城都舍不得。
但舍不得也得舍。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娄家上上下下好几条命，加上许大茂和娄晓娥，这么多人的性命都系在自己接下来每一个决定上。
娄半城回到书桌前，把写了“舍得”的那摞宣纸收拢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火柴，划了一根，凑到纸角。
火苗先是舔了一下纸边，然后迅速蔓延开来，吞噬了一个又一个“舍得”。
黑灰在铁盆上空飘起来，像是一群失去了牵引的蝴蝶，打了几个旋儿，落在桌上、椅子上、地毯上。
娄半城看着火光在瞳孔里跳跃，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只有眼角那些深深的皱纹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清晰。
烧完之后，娄半城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暮色已经沉到了尽头，娄半城背着手站了很久，深吸了一口气，把老花镜折好放进胸前的口袋里，转身朝书房门口走去。
拉开书房的门，管家老周正端着一壶新沏的茶站在走廊里，不知道已经等了多久。
娄半城看着老周那张跟了自己大半辈子的脸，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声音沙哑而平静：“老周，备车。”
许大茂这段时间在宣传科的状态，用许大茂同事的话说，“魂儿丢了”。
下乡放电影，许大茂忘了带备用胶片，放到一半胶片断了，幕布上只剩一片刺眼的白光，老乡们坐在小板凳上等了半天。
许大茂蹲在放映机旁边手忙脚乱地翻工具包，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那盒备用的胶片。
最后还是公社书记骑自行车跑了十几里路去隔壁公社借了一盒回来救场，回来的时候裤子被泥巴溅了半截，没好意思埋怨许大茂，但许大茂看人家那眼神，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在食堂打饭时，许大茂端着饭盒排在队伍里，炊事员问了许大茂好几声“许师傅要哪个菜”，许大茂才回过神来，随便指了指白菜炖粉条。
炊事员舀了一大勺扣在许大茂饭盒里，许大茂又站在窗口前发了半天呆，直到后面排队的工人催他“许师傅你倒是走啊”，许大茂才端着饭盒走开，找了个角落坐下，吃了两口又放下了。
宣传科的科长也找许大茂谈过话，问许大茂最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请几天假回去歇歇。
许大茂说不用，就是没睡好。
科长看了许大茂一眼，没有再追问，只是拍了拍许大茂的肩膀说了句“有什么困难跟组织反映”。
许大茂坐在宣传科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下乡放映的排班表，手里拿着钢笔，笔尖在纸面上悬了半天一个字也没写。
脑子里反复翻腾的，始终是钟国胜给他摆的那两个选择。
走，去港岛。
留，离婚。
许大茂在心里把这两个选择掰开来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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