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哪个单位的？证件给我看一下。”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锈。
谢依兰从帆布袋里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证件递过去——是真的，是她半年前和焦山景区合作办非遗展览时办的临时工作证，上面有景区管理处的公章。顾怀安接过去，凑在门缝边借着走廊尽头那盏坏了一半的声控灯的余光，看了很久。久到楼明之在心里默数了十二下心跳。
然后门开了。
顾怀安比楼明之想象中更老。五十八岁的人，看着像七十岁。头发花白，稀疏得能透过头皮看到头骨上青色的静脉。他穿着一件洗得领口都松了的旧毛衣，深灰色的，手肘处打了两块颜色不一样的补丁。裤子是那种九十年代常见的藏青色化纤裤，膝盖上磨出了亮晶晶的纤维。他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吸干了，只剩下一个撑在衣服里的骨架，和一双不肯熄灭的眼睛。
房间里很小，大约十来平米。一张铁架单人床，床头堆着书，多是旧版的武侠小说和景区管理方面的资料。一张折叠桌，桌上摊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收音机外壳的塑料已经发黄变脆，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道。角落里摆着一个电炉子，炉子上架着一口搪瓷缸，缸里还剩半缸隔夜的茶，茶垢积了不知多少年，缸壁内侧全是深褐色的圈。墙上钉着一排木板，木板上摆着几盆绿植——不是花，是吊兰和绿萝，在这么逼仄的空间里居然长得很好，藤蔓沿着木板垂下来，把斑驳的水泥墙衬出几分生机。
“坐。”顾怀安指了指床边唯一一把椅子。椅子是藤编的，坐垫被坐穿了一个洞，洞的边缘磨得锃亮。
楼明之把椅子让给谢依兰，自己在床边坐下。床垫的弹簧咯吱响了一声，像一声被按下去的叹息。
“顾主任，我们在整理青霜门非遗项目的资料时，发现了一些老档案。档案里提到一个叫顾怀远的人，是青霜门覆灭案的重要证人，后来失踪了。”楼明之开门见山，语气平缓得像是真的在做学术访谈，“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他是您哥哥。”
顾怀安没有坐下。他站在折叠桌前，背对着他们，手指按在老式收音机的旋钮上，转了两圈又停住。收音机没有打开，旋钮转动的时候发出空转的嘎吱声，像是某种小动物的牙齿在啃木头。
“二十年了。”他说。声音里没有悲伤，没有愤怒，甚至没有怀念——只有一种被时间反复漂洗过后的、近乎漠然的平静，像一块被江水冲刷了太久的石头，棱角全磨没了，只剩下最坚硬最没有表情的内核。“二十年前没有人来找我，二十年后倒有人来问了。你们想问什么？”
“我们想问，”谢依兰开口了，声音很轻，和房间里那股陈旧的茶味混在一起，显得格外柔和，“您哥哥失踪之前，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
顾怀安转过身来。他看着谢依兰，看了很久。目光在她的脸上停住，然后慢慢往下移，移到她放在膝盖上的帆布袋上——袋口露出一截青色的布角，那是青霜门门人录的封面。他的目光在那截蓝布上停了一瞬，然后迅速移开。但这一瞬，楼明之捕捉到了。
“你们不是做非遗的。”顾怀安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冷，“做非遗的人，不会半夜三点半来敲门。你们是谁？”
沉默。
楼明之从内袋里掏出那枚青铜令牌，放在折叠桌上。令牌落在桌面上的声音很沉，不是清脆的撞击声，是闷闷的钝响——青铜的密度比铁大，落在木头上的声音更沉、更暗，像是把什么很重的东西从很深的地方捞了出来。
顾怀安盯着那枚令牌。他的脸在台灯的暖光下纹丝不动，但他的手在抖。按在收音机旋钮上的手指不受控制地微微抽搐，指甲盖磕在塑料旋钮上，发出极其细微的哒哒声。
“这东西，你在哪里弄到的？”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哑，比刚才更哑，像是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每一个字都要从堵着的东西上面硬碾过去。
“恩师遗物。”楼明之说，“他临死之前，把这枚令牌塞在我手里，说了一句话——‘青霜门没有叛徒。’”
顾怀安靠在了墙上。不是靠，是整个人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水泥墙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他伸出手，手指颤巍巍地指向那枚令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你师父是谁？”
“前市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周正庭。”
顾怀安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之后，他的脸忽然老了十岁。不是皮肉松弛的那种老，是某种支撑着他的东西在这一瞬间被抽走了——不是被打败了，是被一个等了二十年的人终于找到了。他睁开眼的时候，眼睛里有了水光，但那水光始终没有淌下来，只是亮晶晶地挂在眼眶边缘，像江堤上那盏坏了一半的路灯，亮着，但照不亮多远。
“周正庭，”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轻得像是怕吵醒了什么，“周副队长当年跟我哥谈过三次。我哥失踪之后，他是唯一一个还在追这个案子的人。后来我听说他也出事了。我一直以为——”
“以为他也死了？”楼明之的声音很平，但谢依兰听得出那平淡下面压着什么。她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