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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成抬脚，踩着来时的路，一步一步走了回去。
警卫排长远地迎上来，欲言又止。秋成摆了摆手，什么都没说。
这个下午就这么过去了。
夜幕落下来的时候，红克里乌纱的林间空地被清理出一大片。
轻伤员们从帐篷里拄着拐、搀着扶，一股脑儿地涌到空地边上坐下来。中央搭了个临时舞台——几块木板架在弹药箱上，两根松木杆子撑起一盏汽灯。
三十二集团军文工队和坦波夫军区的苏联文工团，轮番上台。
苏联女兵先上。三个姑娘穿着白色连衣裙，踩着红色皮靴，跳了一段俄罗斯舞。裙摆甩开的弧度很大，汽灯的光打在她们旋转的身上，把影子拉得老长。接着换了两个穿花绣衬衫的乌克兰姑娘，节奏更快，脚尖在木板上敲出密集的脆响。
最后出来一个瘦高个的苏联芭蕾舞者，赤着脚在粗糙的木板上立起了足尖。
底下安静了两秒，然后掌声炸开。
一个裹着绷带的苏联战士受了刺激，嗷一嗓子从人堆里窜出来，跳上舞台就是一段戈帕克舞。两条腿交替蹲下去踢出来，越踢越快，脸涨得通红，额头上的纱布都松了。周围的人拍着膝盖打节拍，吹口哨的吹口哨，跺脚的跺脚。
秋成站在人群后面，双手揣在军装口袋里，看着台上那个疯了一样跳舞的伤兵。
轮到三十二集团军了。
文工队的蒙古族战士甩开长袖，跳了一段安代舞，浑厚的马头琴在夜空里拉出绵长的音。然后是三个朝鲜族姑娘唱了阿里郎，婉转得让人心里发酸。
压轴的是秧歌。
十几个兵穿着红绸子，扭着腰，打着花鼓，绕着舞台转圈。锣鼓声震得汽灯的火苗都在晃。苏联兵看傻了——从没见过这种东西，但又确实被那股热闹劲儿感染了，跟着拍起了巴掌。
德意志解放军的几个伤兵坐在角落里，起初只是礼貌地鼓掌。等到秧歌扭起来的时候，一个缺了三根手指的德国中士居然笑出了声。
那股跨越国界的喜庆劲儿，是装不出来的。
秋成嘴角动了动。
是笑。不大，但确实是笑。
他在人群里站了一会儿，趁着掌声最热闹的时候，朝警卫排长歪了下头。两人悄没声儿地退出人堆，绕到林子后面。
吉普车停在那儿，发动机还温着。
“走，回指挥部。”
车子沿着林间土路驶出红克里乌纱。夜风从敞开的车窗灌进来，带着夏末的草腥气。秋成靠在后座上，没说话。
开了一个多小时。
公路两侧的白桦树在月光下泛着银色，越往外围走，越安静。远处的树线在地平线上铺成一道暗影。
然后，歌声飘过来了。
不是一种歌声，是好几种。混在一起，高低错落，从路旁的一片营地里传出来。
秋成直起身，朝窗外看。
这片营地很特别。三个方向各扎着一圈帐篷，形成一个松散的三角形。西边是德意志解放军的一个营，东边是第二军的一个营，南边是皇协军的一个营。
三角形的中间，是一片月光照得透亮的空地。
火是不能生的，夜间防空是铁律。但月亮够亮，把那片空地照得跟铺了层银霜似的。
三个方向的兵都围坐在中间那片空地上，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有的靠着背包，有的盘着腿，有的干脆躺在草地上。
唱的是各自家乡的调子。
德国兵哼着莱茵河畔的民谣，低沉绵长。日本兵唱着什么乡间小曲，尾音往上挑，带着一股子哀而不伤的味道。中国兵的嗓门最大，一首信天游扯得满天响。
三种语言三种调子搅在一起，按理说该乱得不像话。但偏偏不乱，各唱各的，互不打扰，反倒生出一种奇怪的和谐。
月光底下，没有国界。
车子停在路边。秋成推开门下来，脚踩在草地上。
远处军营的歌声还在继续，近处——路边的沟沿上，坐着几个小的身影。
四个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出头，最小的看着也就六七岁。腿悬在沟沿外面晃荡，脑袋朝着军营的方向歪着，听得入神。
秋成站住了。
这帮娃在这儿干什么？
他转过头，朝后面招了招手。
“娜佳，过来。”
一个穿着不太合身的苏军制服的女孩从后面的车上跳下来，小跑着凑过来。十七岁，个子不高，一头亚麻色的短发扎在军帽底下，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
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索科洛娃。秋成叫她娜佳。苏联中文学校毕业的，王明特意给他派来的专职翻译。中文说得贼溜，就是学的广东话——一张嘴全是粤语腔调夹着俄语弹舌音，听着又滑稽又别扭。
“总司令，咩事啊？”（总司令，什么事？）
“过来翻译。”秋成朝那几个孩子扬了扬下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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