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把那份缴获的城邦地图铺在地上，用木炭在上面画了一个圈。圈不大，但很深。深到纸都破了。她看着那个圈，看了很久。她在想，哨所不是终点。是起点。起点到了，就能走到中点。中点到了，就能走到终点。终点很远，但路在脚下。走着走着，就到了。
第二天天没亮，沈安澜就出发了。不是一个人，是一百多个人。老赵、阿朗、石根生、石头、石柱、小梅，还有那些她记不住名字的、面孔模糊的、在矿场里被碾碎了又碾碎的人。他们跟着沈安澜，穿过竹海，穿过荒地，穿过那条被雨水泡得泥泞的小路，走到矿场外面。远远的，他们看到了那个哨所。
哨所不大，是一间用石头和木头搭成的矮房子，房顶铺着油毡，墙上刷着白灰。白灰已经掉了大半，露出下面灰色的石头和黑色的木梁。房子前面有一根旗杆，旗杆上挂着领主的旗，旗子被雨淋湿了，耷拉着，像一块破抹布。旗杆下面有一个岗亭，岗亭里没有人。不是不在，是跑了。昨天夜里就跑了的。连被子都没来得及卷，扔在床铺上。碗里的粥还没喝完，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皮。
老赵走过去，把旗杆上那面旗扯了下来。旗子湿透了，很重，但他扯得很轻松。不是旗子轻了，是他有力气了。力气不是从手上来的，是从心里来的。心里有力气，手就有力气。他把旗子扔在地上，踩了一脚。泥水溅起来，把旗子上的野兽徽章糊住了。野兽不张牙舞爪了，像一只被踩在泥里的死老鼠。
“这旗，看着就烦。”他的声音不大，但很解气。
阿朗端着枪，走进哨所。屋子里很乱，被子没叠，碗没洗，地上扔着烟头、酒瓶、吃剩的骨头、踩扁了的空罐头。墙上贴着一张通缉令，上面画着一个络腮胡子、浓眉大眼、脸上有刀疤的“赤星”。不是沈安澜。沈安澜不长这样。但阿朗看着那张通缉令，笑了。
“他们不知道赤星是谁。不知道就乱画。画成这样，也好。画得越不像，我们就越安全。安全了，就能继续做该做的事。”
石根生没有进去。他站在门口，摸着脸上的疤。他在想，如果赤星是男人，有络腮胡子、浓眉大眼、脸上有刀疤，那他早就被抓了。疤太明显了，一眼就能认出来。但赤星不是男人，是女孩。十一岁的女孩，瘦削，白净，五官精致，不像这个世界的人。她藏在暗处，不让人看到。看不到，就抓不到。抓不到，就拿她没办法。
小梅走进哨所，把那张通缉令从墙上撕下来，叠好，塞进怀里。不是要留着，是要烧。不能在哨所里烧，烟会被人看到。要带回竹海，在岩洞里烧。烧了，就是告诉沈安澜——敌人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就安全。安全了，就能继续带着我们走。
沈安澜站在哨所外面，没有进去。她看着那间矮房子，看着那根旗杆，看着那面被踩在泥里的旗。她在想，哨所现在是他们的了。但能守多久？一天？两天？三天？领主不会善罢甘休，他会派人来夺。夺回去，就不是哨所了，是牢笼。关他们的人，关他们的心。心被关了，人就废了。不能让它被夺回去。
“把旗杆砍了。”沈安澜转过身，面对着那一百多个人。旗杆是木头的，不粗，不壮，不高，但很直。直直地戳在那里，像一根手指，指着天。天不蓝，灰蒙蒙的，但旗杆指着它。它不在乎被指着，因为它无所谓。人有所谓，人不能无所谓。人无所谓了，就什么都不是了。
老赵拿着锄头走到旗杆下面，举起锄头，砸了下去。锄头砸在木头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木头裂了一道缝，缝不大，但够了。他又砸了一下，又一下，又一下。第四下，旗杆倒了。不是慢慢倒的，是突然倒的。倒得很快，快到站在旁边的人都没来得及躲。旗杆砸在地上，溅起一片泥水。泥水溅到老赵脸上，他没有擦。他看着那根倒下的旗杆，笑了。
“倒了。站了十几年，倒了。”
阿朗走过去，用脚踩了踩旗杆。木头是湿的，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一根被泡烂了的骨头上面。骨头烂了，就不硬了。不硬了，就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就倒了。倒了，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就再也站不直了。
石根生蹲下来，摸了摸旗杆的断面。木头是松木，不硬，不结实，但很直。直是因为被人削过了，削掉了枝节，削掉了树皮，削成了一个光溜溜的、像棍子一样的东西。东西不是树了，是旗杆。旗杆不是树，是工具。工具是让人用的，不是让人敬的。
小梅站在那里，看着那根倒下的旗杆。她在想，如果有一天，领主的高塔也倒了，塔上那些旗也被人踩在泥里，塔里的人也会像今天这样跑掉。跑掉了，就不敢回来了。不敢回来了，苍梧星就不是他们的了。不是他们的，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就不用抢了。不用抢了，就好好过。好好过，就不想死了。不想死了，就活着。活着，就好。
沈安澜从口袋里掏出那块赤星旗——不是岩洞里那面大旗，是一面小的。用旧布缝的，针脚歪歪扭扭的，一针长一针短，但缝得很结实。她把它绑在旗杆上，绑得很紧，系了一个死结。结解不开，解开了，就散了。散了，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