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个。被抓了两个，跑了三个——不是跑，是转移了。我把他们转到中区去了。中区偏僻，监工少，不容易被发现。”
“中区呢？”沈安澜转向石根生。
石根生摸着脸上那道疤。“中区还能行动的，不到三十个。不是被抓了，是不敢来了。被通缉令吓住了。一百枚金币，够他们活好几辈子了。他们怕自己管不住嘴，怕自己说了不该说的，怕自己把命卖了。”
沈安澜把竹片放回矮墙上，看着石根生脸上那道疤。疤在火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一条趴在那里的、安静的蛇。
“你怕不怕？”
“不怕。”
“为什么？”
石根生把手从疤上放下来，握成拳头。“因为他们卖的不是我的命，是他们自己的命。出卖了赤星同盟，他们还是穷。还是没饭吃，还是没衣穿，还是会被监工的鞭子抽。一百枚金币，够吃一年。一年以后呢？领主的赏钱不是给你养老的，是把你的血吸干了之后扔掉的骨头。我不是骨头，我是石头。”
沈安澜看着他的拳头。骨节粗大，像树根。这只手在矿场里搬了十几年的矿石，几百斤的筐子，一个人扛。这只手今天握着拳头，不是要打人，是要告诉别人——我不是骨头，我是石头。砸不烂，摔不碎。
小梅从南区过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盆里是刚煮好的粥。粥是稠的，米粒饱满，没有掺糠、没有掺沙、没有掺碎石子。米是从领主那里抢回来的，锅是阿朗用废铁皮敲的，水是从竹海里挑的。她端了一路，手都烫红了，但她没有松手。她把瓦盆放在石台上，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
“南区的人让我带句话。”她的声音不大，但很稳。“他们说，不怕。一百枚金币，买不了他们的嘴。因为嘴不是他们的，是赤星同盟的。赤星同盟的嘴，不卖。”
沈安澜看着瓦盆里那锅稠稠的、米粒饱满的、冒着热气的粥。粥在油灯的光照下泛着微微的光，像一盆被打碎了的金子。她用竹筒碗盛了一碗，端起来，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她嘴唇发麻，但她没有吹，没有等，一口一口地咽下去。烫进喉咙，烫进胃里，烫进心里。
“好粥。”她说。
小梅笑了。这是她这三天来第一次笑。笑得很轻，但很好看。
那天晚上，岩洞里来了不到四十个人。不是八十多个，是不到四十个。那些没来的人，不是被抓了，不是跑了，是不敢来了。通缉令贴在大街小巷，贴在城门口，贴在矿场的公告栏上。一百枚金币，够在城邦里买一座小院，够一家老小吃喝不愁地过一辈子。谁能保证自己不动心？谁能保证自己不在半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在某一天、某一刻、某一个念头闪过的时候，说出一句不该说的话？他们不敢赌。不是怕自己，是怕自己输。输了自己死，连累工友死，连累家人死。担不起。所以他们不来了。不来，就不会说。不说，就不会出卖。不出卖，就没人死。他们想。他们错了。但沈安澜没有说出来。
沈安澜站在石台旁边，那盏用破铁罐做的油灯放在她身边，火苗不大，但很稳。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脸照得半明半暗，像一幅用炭笔画的素描。她的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失望，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她只是看着那不到四十个人，看着他们脸上那些说不清的东西——愧疚、恐惧、不安、迷茫。
“没来的人，不是叛徒。”沈安澜开口了。“他们是怕。怕自己扛不住，怕自己说出不该说的，怕自己害了你们。他们的怕，不是胆小，是责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命不是自己的。是你们的，是赤星同盟的，是那些还在蹲着的人的。他们不敢拿别人的命去赌。”
老赵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手。粗大，关节突出，指甲盖只剩半个，有些手指已经不会弯曲了。这双手今天早上还握过锄头，背过矿石，被监工的鞭子抽过。这双手今天早上没有出卖任何人。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声音很轻。
“等他们想明白了就回来。”沈安澜从石台上拿起那截木炭，走到石壁前，在旗的旁边写下了四个字——“不怕不怕”。不是“不怕”，是“不怕不怕”。第一个不怕，是不怕敌人。第二个不怕，是不怕自己。不怕自己扛不住，不怕自己会出卖，不怕自己会倒下。倒下不可怕，躺下才可怕。躺下不起来了，才是真的输了。
岩洞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油灯芯燃烧的声音，滋滋滋，像有人在暗处咬牙切齿。
阿朗把枪从背上取下来，放在膝盖上。枪管在油灯的光照下泛着暗灰色的光，像一条盘着的蛇。他的手指在扳机护圈上轻轻摩挲，指腹粗糙，划过铁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今天晚上，我去城邦。不是去卖命，是去看看。看看通缉令贴了多少张，看看卫兵在哪些地方巡逻，看看有没有人能帮我们。”
沈安澜看着他那张年轻的脸，被矿尘糊得看不清五官，但眼睛很亮。不是那种冲动年轻人常有的、烧得快灭得也快的亮，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压得扁扁的、硬硬的、终于找到了裂缝、从缝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