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着，有人蹲着，有人靠在墙上。那面旗还挂在石壁上，褪色的红布上用木炭写的“赤星”两个字已经模糊了。陈望说该重新写一遍，沈安澜说不用。模糊就模糊。模糊了还能认出来，才是真的。
“今天不讲大道理。”沈安澜站在石台旁边，没有拿木炭，没有拿竹片，没有拿任何东西。她的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张开，像一双正要握住什么东西的手。“今天说说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
她顿了顿，目光从那四十多张脸上扫过。老赵，阿朗，石根生，石头，石柱，小梅，还有那些她记不住名字的、面孔模糊的、在矿场里被碾碎了又碾碎的人。
“三年。从七个人到三百二十六个人。从一间工棚到三个区。从识字到组织。从害怕到不怕。你们做了很多。不是我做的，是你们做的。我只是站在这里说话，你们在矿道里、在工棚里、在监工的鞭子底下，做了那些我做不到的事。”
老赵的眼眶又红了。他吸了吸鼻子，没让眼泪掉下来。“你教我们的。”
“我教你们识字，教你们算术，教你们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但站起来这件事，我没法教。站起来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你们决定不再跪着。你们决定站着活。你们决定把旁边的人也拉起来。这是你们自己选的，不是任何人教的。”
阿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三年前只会修矿车、修油灯、修抽水机。现在那双手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阿朗”，会写“赤星同盟”，会写“站起来”。那双手还学会了握拳头。不是打架的握拳头，是表明立场的握拳头。是不再低头的握拳头。
“我们还要做什么？”沈安澜的声音在岩洞里回荡，不高，不低，不疾，不徐，像一条在地下流了千年的暗河，你看不到它，但你知道它在那里，它在流。“还要做更多。不是我要你们做，是你们自己要做的。你们已经被剥削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你们还要被剥削多久？一辈子？你们的孩子还要被剥削多久？他们的一辈子？你们死了以后，你们的孙子还要被剥削多久？他们的一辈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没有人回答。不是不知道答案，是不敢说。因为说出来，就是承诺。承诺了，就要做到。做不到，就是骗人。骗别人可以，骗自己不行。他们已经骗了自己太久了。“明天会好的”“下个月会好的”“明年会好的”。骗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没有好。不会自己好。
“你们知道领主最怕什么吗？”沈安澜换了个问题。这个问题比前一个简单，因为答案就在他们眼前。领主最怕的，不是他们吃不饱，不是他们穿不暖，不是他们累死累活，不是他们在矿道里被石头砸死。领主最怕的，是他们坐在一起说话。不是害怕他们说什么，是害怕他们在说话。说话意味着他们在想事情。想事情意味着他们可能会想明白一些事情。想明白一些事情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做一些事情。
“我们已经在说话了。”老赵的声音从人群中传出来，沙哑的、疲惫的，但很稳。“我们说了三年了。从七个人说到三百多个人。从识字说到阶级。从阶级说到斗争。从斗争说到解放。我们要说到什么时候？说到所有人都听到为止。”
石根生接了话茬。“有人听到了。不是全部。有些人听到了，装作没听到。有些人听到了，想听更多。有些人听到了，害怕了。害怕的不是我们，是他们自己。他们怕自己站不起来，怕自己站起来了还会倒下，怕自己倒下了再也起不来。”
沈安澜看着石根生脸上那道从眼角斜拉到嘴角的疤。疤在油灯的光照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一条趴在脸上的蛇。但她不怕那条蛇。那条蛇不是毒蛇，是一条被拔了牙的蛇。它在那里，只是提醒你，不要忘记疼过。
“北区有多少人了？”沈安澜转向老赵。
“一百一十三个。”老赵报出一个数字，没有犹豫。“其中，能参加行动的，大约六十个。”
“中区。”
“九十八个。”石根生说。“能参加行动的，不到五十个。中区监工多，暗探多，不好发展。”
“南区。”
“一百一十五个。”小梅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能参加行动的，七十多个。南区偏僻，监工少，矿工多是年轻人，容易发动。”
三百二十六个人，能参加行动的，不到两百个。不是不想参加，是不敢。不是怕死，是怕连累别人。自己死了不要紧，连累了工友，连累了家人，连累了赤星同盟，担不起。他们还在等。等更多的人站起来。等风声过去。等一个信号。
沈安澜知道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在等一场胜利。哪怕是一场小小的、不值一提的、在领主眼里连屁都不算的胜利。但他们需要赢一次。赢一次，就知道自己能赢。赢一次，就不怕再赢。
“不会等太久了。”沈安澜的声音低了一些，低到只有岩洞里这几个人能听到。“领主在城邦里开宴会的时候，他们的粮仓是空的。不是没粮，是粮都在高塔里，不在粮仓里。粮仓里的粮食要运到矿场来。运粮的车队，每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