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主的税吏抓走，卖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想有什么用？不想，至少不疼。想了，疼。
“能想。”老赵的声音从角落里传过来，沙哑的、疲惫的、但很坚定的。“七岁能想。七十岁也能想。想不想得通，是另一回事。但你不能不想。不想，你就真的是奴隶了。”
那个年轻人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看着沈安澜，嘴唇在发抖。“你能教我写我的名字吗？”
“能。”
“我叫阿朗。十八岁。机械学徒。不，不是学徒。是奴隶。”
沈安澜蹲下来，在地上写了两个字。“阿朗。阿是‘阝’加‘可’。朗是‘良’加‘月’。月亮很亮的时候，就是朗。”
阿朗看着地上的那两个字，看着那些他从来没见过、但忽然觉得它们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笔画，眼泪从眼眶里涌了出来。他拼命地眨眼，想把眼泪挤回去，但眼泪不听话，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地上，滴在那个“朗”字上。
“我爹说，我出生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月亮亮得连星星都看不见了。所以他给我起名叫阿朗。朗。月亮很亮。”
“你爹识字吗？”
“不识字。他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但不知道怎么写。”
阿朗伸出手，用手指在地上描那个“朗”字。他的手指在发抖，笔画歪歪扭扭的，有些笔画描了又擦、擦了又描，地上被他画得乱七八糟。但他不放弃。他一遍又一遍地描，一遍又一遍地写，写到手指磨出了血，写到血滴在地上和眼泪混在一起。
“阿朗。”他念着自己的名字。“阿朗。我是阿朗。我不是奴隶。我是阿朗。”
那天晚上，沈安澜在矿场的工棚里上了七堂课。不是一次上一堂，是一对一地、每个人从自己的名字开始。老赵写“赵铁生”，阿朗写“阿朗”，脸上有疤的中年人写“石根生”，两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写“石头”“石柱”，那个女人写“小梅”。七个人，七个名字，七块木板，七截木炭，七双从来没有握过笔的手，在昏黄的油灯光下，一笔一划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地上、写在木板上、写在竹片上、写在破布上、写在任何能留下痕迹的东西上。
沈安澜在每个人身边停留的时间差不多。她蹲下来，握着他们的手，带着他们的手指一笔一划地写。她的手很小，但很有力。那股力不是从肌肉里来的，是从骨头里来的。那是一种不属于七岁孩子的、不属于任何孩子的、只在那些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人身上才会有的力。
陈望坐在工棚门口，靠着门框，看着这一切。他的眼睛湿了，但没有擦。油灯的光很暗，没有人看到他的眼泪。他想起很多年前，在那个他再也回不去的世界里，他也曾在讲台上站着，面对着几十张年轻的脸，教他们认字，教他们写字，教他们历史，教他们“阶级”。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以为自己做的事很有意义。现在他知道了。他做的事有没有意义，不在于他讲了什么，而在于那些人听了之后，有没有站起来。他以前的学生，有几个站起来了？他不知道。也许一个也没有。但今天，在这个破旧的、漏风的、臭气熏天的工棚里，有七个人在站起来。不是从地上站起来，是从“我什么都不是”站起来。
“你在哭。”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很轻，很低。
陈望转过头，看到小梅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边。她端着一碗水，双手捧着，递给他。那是一碗凉水，碗沿有个缺口，水面上漂着一小片不知道从哪落进去的草屑。
“我没哭。”陈望接过碗，低头喝了一口。水很凉，凉得他牙齿发酸。
“你眼睛红了。”
“烟熏的。”
“哪来的烟？”
陈望被噎住了。小梅蹲下来，抱着膝盖，看着工棚里面那些在写字的、在描的、在念的、在哭的、在笑的人。她的嘴角微微上翘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原来我也在这里”的确认。
“她是你捡的？”小梅问。
“嗯。”
“在哪捡的？”
“竹海里。”
“你运气真好。”
陈望端着碗的手停了一下。运气？他不知道这算不算运气。捡到一个基因原体——一个被帝皇制造出来的、为了战争而生的、可能会改变这颗星球命运的生命——这算运气吗？也许算。也许不算。也许这只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两个人、错误地相遇了的故事。但谁的故事不是错误的呢？能活着就已经是奇迹了。能活着还能做点什么，那就是奇迹中的奇迹了。
“不是我运气好。”陈望把碗放下。“是她运气不好。落在了这个鬼地方。”
小梅看着他，看了很久。她的眼睛不大，眼尾有点下垂，眼角有几道细纹——不是年龄的纹路，是泪痕。常年流泪的人，眼角会被泪水冲出一道一道细细的沟，像干涸的河床。
“她落在哪，哪就不是鬼地方了。”小梅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至少，她来了之后，我知道了‘小梅’两个字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