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那杯凉茶喝完，放下茶碗，站起来，走出了茶馆。
回到陆氏集团大楼的时候，已经快下午六点了。
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顶层，朝南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那片水面。这个季节的江水是浑浊的，带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在暮色中呈现出一种黄褐色的光泽，浓得像化不开的茶汤。他站在窗前，看着江面上那些缓缓移动的货船。船身吃水很深，载着集装箱或者散货，在江心慢慢挪动，船尾拖出一道道白色的尾迹，很快就被浑黄的江水吞没了。
他的手里握着那个牛皮纸信封。
他没有叫陆云来。他还没有准备好。他知道陆云会怎么反应——他会愤怒，会否认，会说那些照片不能证明任何事。他说得可能没错。但陆震廷在商场上打滚了三十多年，他知道一件事：事实是什么不重要，事实能用来做什么才重要。这张照片不需要证明她和那个英国男人之间发生过什么。它只需要让陆云产生怀疑。怀疑就够了。怀疑是裂缝。有了裂缝，墙就会塌。
他把信封锁进了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那个抽屉平时是锁着的，里面放着公司最重要的文件——股权协议、资产报表、和恒通的合作备忘录。抽屉里还有一份尼泊尔援建项目的验收进度表。学校已经盖好了，公路也通了，只剩最后一批签字。陆云下周要飞加德满都参加竣工验收——这是他作为项目考察代表签的最后一份文件。签完之后，他在尼泊尔的工作就全部结束了。
陆震廷把抽屉关上。时机正好。
然后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沈佩兰。是我。”
“怎么了？”沈佩兰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点回音，大概是在茶室的窗边接的电话。
“你上次说，那个女的在泰米尔和很多外国人接触过。你还记得吗？”
沈佩兰沉默了一瞬。“我什么时候说的？”
“你没说。但你暗示过。”陆震廷的声音很平静，“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周末请赵家的人来家里吃饭。不要多，赵恒远、赵敏之、陈总，三四个人就好。就叫家宴，不要说别的。”
沈佩兰又沉默了。她比陆震廷更擅长沉默——三十多年的婚姻教会了她，在关键时刻，沉默比任何问题都更有效。过了大概十秒钟，她说：“你觉得这样有用？”
“有没有用，要看怎么做。”
“陆云不会同意的。”
“不需要他同意。”陆震廷转过身，背对落地窗，目光落在办公桌上那张全家福上。照片里的陆云大概十岁，穿着小西装，站在他和沈佩兰中间，笑得没心没肺，门牙掉了一颗还没有长出来。那张照片放在办公桌上已经很多年了，久到他已经不太注意它的存在。但现在他看了它一眼。
“他不是说要和赵家谈吗？”他说，“那就谈。当着他的面谈。”
“你是想让那个女的自己走。”
陆震廷没有回答。他把目光从全家福上移开，转向窗外。窗外，江水继续裹挟着泥沙向东流去。远处朝天门码头的灯火已经开始亮起来了，星星点点，在灰蒙蒙的暮色里像一把刚撒出去的碎金。
“周五晚上。”他说，“你来安排。”
周末，赵家的人来了。
说是家宴，规模控制在六个人——赵恒远、赵敏之、恒通的陈总、陆震廷、沈佩兰、陆云。沈佩兰把饭局安排在陆家的私人会所里。会所是陆氏集团的产业，在一栋民国老洋房的二楼，地板是老木头做的，踩上去会发出吱呀的声响。墙上挂着几幅字画，都是陆震廷这些年收藏的——不是最贵的那几幅，但够雅致，一幅山水，一幅行书，一幅工笔花鸟。包间里有一张黄花梨的圆桌，正好坐六个人。窗外是几棵老梧桐树，春天的梧桐开始飘絮了，白绒绒的絮丝在暮色中飞舞，有的粘在纱窗上，有的被风吹进了露台。
赵恒远端着酒杯，正在说话。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斟酌才放出来的。他说话的时候，别人都安静地听着——这是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他在讲恒通明年的战略规划，讲东南亚市场的布局，讲“我们两家如果能在海外项目上深度合作，前景不可限量”。他说话的时候偶尔会看向陆云，目光很温和，像一个长辈在看一个有出息的晚辈。但陆云知道，那目光里也有别的——评估，判断，等待。
赵敏之坐在他对面。她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的丝质衬衫，头发披下来，耳垂上戴着一对珍珠耳环。她的妆容很淡，淡到几乎看不出化过妆。她的坐姿很标准——脊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自然流转。她端起酒杯的时候，手腕的弧度优雅得无懈可击。
陆云喝了几杯白酒之后，太阳穴开始隐隐作痛。不是酒的问题——他的酒量在商场上练了这么多年，这几杯不算什么。是别的问题。是赵恒远每说一次“我们两家”，就会看他一眼。是赵敏之每次举杯的时候都会对他微微一笑，那个笑容和她谈并购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