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几乎不可能出现。”
他在屏幕上画出一个复杂的图形——一个由节点和边组成的网络，呈现出某种扭曲的环状。
“更关键的是，”哈桑继续说，“这种拓扑结构的’演化模式’——即随着时间推移，环的生成和湮灭顺序——遵循一种严格的代数规律。我将其命名为’递归同调序列’。它不像任何已知的自然物理过程，但……”
他停顿了一下，看向林蔚然的投影。
“……但它类似于某种’编码’。就像是发送者使用拓扑学作为字母表，在宇宙背景中写下了一段信息。”
“设计论，”维克多冷冷地说，“哈桑博士，你正在走向设计论。”
“我正在走向数学事实，”哈桑平静地回应，“数学不关心’设计’或’自然’。数学只关心结构。而结构就在那里。你可以叫它设计，也可以叫它自然。但结构不会因为你给它贴的标签而改变。”
“但如果这是设计，”索菲亚的远程影像插话，她的巴西口音在声学系统中显得格外柔和，“那么设计者是谁？什么时候设计的？如何设计的？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们就无法前进。”
“也许答案就在问题本身，”一个声音从会议室角落传来。
所有人都转头看去。说话的是赵晨星。他站在阴影中，面容比六个月前消瘦了许多，但眼神更加锐利。在日内瓦会议后的半年里，他几乎住在了数据中心，每天处理来自月球和夏威夷的海量数据。
“赵博士？”林蔚然的投影微微前倾，0.3秒的延迟让这个动作显得有些机械。
“艾米丽博士提到了一个关键点，”赵晨星走到投影前，调出宇宙大爆炸的时间线，“CMB来自大爆炸后38万年。中微子背景来自大爆炸后1秒。如果两者携带了同源信息，那么信息必须在比1秒更早的时刻被写入。在暴胀时期？在普朗克时间？”
他放大时间线的最前端。
“标准宇宙学告诉我们，暴胀在10-36秒到10-32秒之间发生，将量子涨落拉伸到宇宙学尺度。这些涨落后来成为了CMB各向异性的种子。但暴胀期间的量子涨落是随机的——服从高斯分布，没有相干性，没有拓扑结构。如果CMB微尺度上存在非随机的网格结构，那么它不可能来自标准的暴胀量子涨落。”
“除非暴胀不是随机的，”艾米丽轻声说。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
“你是说，”维克多缓缓开口，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暴胀期间的量子涨落被……预设了？被某种机制精确调整，使得38万年后产生的CMB和今天探测到的中微子背景，都携带了某种特定的信息模式？”
“或者更激进，”艾米丽说，她的声音在颤抖，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近乎狂热的科学兴奋，“也许暴胀本身不是自然过程。也许它是某种……技术。某种宇宙工程。某种’播种’。”
“够了，”维克多突然提高了声音，“各位，我们是一群科学家，不是神学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异常现象，一组尚未理解的数据。但用’设计’、‘工程’、’播种’这些词汇来解释它，是在放弃科学方法。这是在用神秘主义填补无知的空白。历史上，每一次人类用’神’来解释未知，最终都被证明是错误的。闪电不是宙斯的怒火，疾病不是恶魔的诅咒，物种不是被设计的。宇宙可能复杂，但它遵循自然定律。自然定律不需要设计者。”
“维克多博士说得对，”林蔚然的声音从全息投影中传来，经过0.3秒的延迟，像是从深水中浮出，“我们不应该轻易诉诸设计论。但我也想请大家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即使存在某种’初始条件’的微调，这种微调本身也可能是自然定律的一部分。我们尚未理解的物理，不等于超自然物理。爱因斯坦的引力波在被探测到之前，也被认为是数学幻想。量子纠缠在被实验证实之前，也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也许……”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汇。
“……也许宇宙的初始条件确实携带了某种’信息’。但这种信息不是来自某个外部的’设计者’，而是来自物理定律本身的某种深层结构。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关于时空和量子引力的基本性质。哈桑博士发现的拓扑编码，也许不是’人工信息’，而是’自然信息’——就像DNA编码了生命的信息，但DNA本身不是被’设计’的，它是自然演化的产物。”
“DNA是化学自组织的结果，”维克多反驳，“而CMB和中微子背景是宇宙学尺度的现象。如果它们携带了’信息’，那么这种信息必须在宇宙诞生时被’写入’。这意味着自然定律在宇宙诞生时就已经’知道’了未来——知道五十亿年后会产生人类，知道人类会建造天眼-IV和SMA-III，知道我们会在这个时刻探测到这些信息。这是宿命论，是目的论，是科学最危险的敌人。”
“或者，”哈桑缓缓开口，他的声音低沉得像是从地底传来，“也许不是定律’知道’未来，而是未来和过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