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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数字的涟漪(上)(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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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时间:2150年6月—2150年9月

    核心地点:北京·中国科学院 / 日内瓦·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 月球背面·天眼-IV

    2150年6月的北京,天空呈现出一种近乎虚假的湛蓝。

    这是可控核聚变-III代全面商业化后的第十个年头。煤炭与石油的燃烧早已成为历史课本上的插图,城市上空不再有工业文明的灰色帷幕。从国家天文台控制中心的气泡形穹顶望出去,西山轮廓清晰得像是用激光切割出来的几何边缘,而城市本身则是一片由磁浮轨道、垂直农场和模块化建筑构成的银色森林。

    赵晨星站在第三数据分析大厅的环形工位前,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四小时。他的AI助手”云知”在视网膜投影中显示出一行行淡绿色的提示符,但赵晨星关闭了大部分视觉反馈,只留下最原始的数值流——中微子能谱在0.001至0.1电子伏特区间的异常波动。

    那组信号还在。

    从6月3日凌晨林蔚然在月球背面发出那条加密信息以来,十七天过去了。信号没有消失,没有衰减,也没有呈现出任何已知的周期性。它像是一个固执的耳语,在宇宙最安静的频段里持续低鸣。

    “晨星,你需要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水分。”云知的声音直接在耳道骨传导层响起,平静、中性,不带任何情感色彩,“你的心率变异系数表明,你的认知偏差正在增大。”

    “我知道。”赵晨星揉了揉眼睛。他今年二十八岁,身材偏瘦,戴着一副已经有些过时的光学眼镜——不是因为他需要矫正视力,而是因为在处理海量数据时,物理镜片能给他一种”聚焦”的心理暗示。他看着屏幕上那组波形,它不像脉冲星那样规律,不像超新星爆发那样剧烈,也不像任何已知的天体物理过程那样遵循某种可识别的统计分布。

    它像是……某种语言。

    这个念头让赵晨星的手指停在半空。在科学训练中,“语言”是一个被严格禁止的隐喻。天体物理学要求你用数学描述现象,而不是用人类的认知框架去投射意义。但赵晨星无法摆脱那种感觉——那组波形的起伏,让他想起小时候在祖母的京剧唱段中听到的某种韵律:不是旋律,而是某种更深层的结构,一种呼吸的节奏。

    “云知,”他说,“把过去十七天的异常信号按时间序列展开,用信息熵算法重新计算。窗口宽度设为1024秒,步长256秒。”

    “已完成。结果正在显示。”

    屏幕上出现了一条新的曲线。赵晨星盯着它看了很久。信息熵——衡量一个系统不确定性的度量。完全随机的白噪声具有最大的信息熵,而完全规律的正弦波信息熵为零。真实的信号,比如语言、音乐、代码,总是介于两者之间。

    而这组宇宙信号的……

    “熵值0.73,”赵晨星低声说,“在随机与秩序之间。”

    这不是自然过程。自然过程要么趋向于混沌(如湍流、热噪声),要么趋向于某种物理定律决定的秩序(如轨道周期、光谱线型)。0.73这个数值本身说明不了什么,但它暗示了一种”意图”——一种既不想完全隐藏、也不想完全暴露的编码策略。

    赵晨星感到后颈的汗毛竖了起来。他想起林蔚然那条信息:“我们听到了一些不该听到的东西。它来自宇宙本身。”

    当时,这条信息被标记为最高机密,只在中国科学院内部的小圈子中流转。但十七天过去了,保密已经不可能。月球背面的天眼-IV不是中国独有的设施——虽然由中国主导建设和运营,但它的数据链路连接着国际中微子观测网络(INO-NET),包括南极冰立方、地中海KM3NeT、日本超级神冈。异常信号的出现不可能被完全掩盖。

    6月15日,美国NASA深空网络首先发布了间接质疑:他们注意到天眼-IV的数据流出现了”非典型中断模式”。6月18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中微子物理组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提到了”需要关注的背景异常”。6月20日,巴西的索菲亚·科斯塔博士——她在亚马逊水下中微子望远镜项目中担任首席科学家——直接向《自然·天文学》提交了一篇短文,虽然没有明确指向天眼-IV,但文中描述了一种”各向同性极低能中微子 excess”的理论可能性。

    压力在积聚。

    6月22日上午,赵晨星被召进了国家天文台战略会议室。房间不大,椭圆形的桌面由一整块深色胡桃木制成,这是一种刻意的复古设计——在全息投影和量子加密通信的时代,物理木材给人一种”重大决策”的沉重感。

    会议室里有五个人。李政国坐在主位,他今年三十岁,穿着标准的深灰色行政西装,面容方正,眼神锐利但温和。作为中国国家安全部派驻天文台的高级联络官,他负责协调这个异常事件的政治与外交维度。在他左侧是天文台台长孙维民,一位六十多岁的射电天文学家,头发花白,眉头紧锁。右侧是两位赵晨星不太熟悉的人:一位来自外交部国际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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