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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二年冬，北京顺天府接报：永定河边发现十七具尸体。
死者均为年过六旬的老人，衣袍整齐叠放在岸边，鞋尖朝河，排成一线。
仵作验过后确认是溺亡，但体内均检出五石散成分，部分人服用剂量偏高，另有一部分人在入水前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同一天，周边几个乡镇陆续接到失踪报告，失踪者年龄、身份、居住区域与永定河沿岸的村落分布基本吻合，家属均称老人“前几天说要去城东见个人”，之后没有再回来。
顺天府最初定性为白莲教蛊惑，抓了几个人问话，找不到通联的渠道。
府尹把卷宗转呈刑部，刑部看了一周，没有结论，上报到行宫。
朱棣批了一句话：“让程壑川去查。”
程壑川到顺天府时已经入夜，府衙偏堂里摊着十七具尸体的验状、现场的勘验记录和周边村落里失踪人员家属的口述副本。
他没有先看验状，先翻了一遍家属的口述记录。
他注意到其中十二份记录里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说法。
“老人家说城东新来了一位大夫，义诊施药。”
他搁下记录，问旁边的书吏：“城东有没有近期新开的药铺或者义诊点？”
书吏翻了翻底簿：“没有登记过。城东那几条巷子已经空了半年，铺面都锁着门。”
第二天清晨程壑川去了城东，在一条已经被废弃的巷子里找到了一处被清空的旧药铺。
铺面门板已经从内侧闩上了，他让人撬开锁进去，铺内布局与寻常药铺大致相似，柜台和药柜均在原位，药柜抽屉里残留着几味中药粉末，还有一个抽屉底部有少量灰白色的结块残留。
他在柜台侧面发现了一处新钉的木板，板面下方压着一张写了一半的药方，字迹潦草，标注了“五石散”三字。
他蹲下来检查了柜台脚和地面交界处的尘土，发现有近期被反复拖拽的痕迹，像是有人在这里短期停留后快速撤离。
他又检查了铺面内侧的窗户，窗框边缘有几道新划伤，像是被什么东西拽出来时留下的。
他在巷口跟住户打听了一下“义诊施药”的老人，一个坐在门槛上剥豆子的老妇人说：“是有这么回事，那人来了三四天，也不收钱，还给每个人发一小包药，说是吃完身上会热，能治病。”
程壑川问她：“那人长什么样？”
老妇人想了想：“戴着斗笠，脸看不清楚，说话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程壑川又问：“他给你们发药的时候，有没有说过别的话？”
老妇人停下手中的活：“他跟那些老人说，等药劲上来了就去河边，说官府要清人，不走的人要被遣回原籍。还说去了河边就能脱胎换骨，不用再受苦了。”
程壑川当天下午去了永定河边，在尸体被发现的位置走了一遍。
他看到地面上的旧鞋印仍有一部分轮廓可辨，鞋印的排列比尸体的摆放顺序更散乱，然后集中在同一片区域。
他蹲下来在靠近水面处检查了一下沿岸土壤的颜色和质地，发现土面比周边区域更加板结。
他回到顺天府后调阅了近三个月北京城内关于“外乡人遣返”的告示和公文，发现确有下发过相关条款。
迁都后北京城内人口激增，无固定职业或户籍不符者由各坊统一登记造册，若连续居住未满三年且无亲属担保，须限期返回原籍。
告示的措辞不算严厉，仅在末尾标注了“逾期不返者，由官府协同安置”。
他没有看到有“遣返老人”的字样，但告示本身的存在加上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信息被简化，可能已经促成了部分理解上的偏差。
他又核对了一遍十七名死者的户籍信息，发现其中有九人来自山东、河北等地，在北京居住时间从两年到五年不等，均未满三年，没有亲属担保。
另有八人虽然是本地户籍，但家中独子均已死于运河劳役，亲属栏登记的均为“无”。
第五天，程壑川在城西一处废弃的砖窑里找到了那个戴斗笠的人。
那人缩在窑洞深处，面前摆着一只还没收走的药箱和一张写了一半的名单。
程壑川没有让人直接靠近，先让人把砖窑两端的出口围住，然后隔着一排旧砖问了一句：“你是替谁办事的？”
那人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没有人让我办。我自己来的。那些老人死了儿子，官府又说他们得走，我就想让他们有个去处。”
程壑川让人把他带回了顺天府，又让人查了他近三个月的行踪和入城记录，没有发现他与白莲教或其他组织有直接关联的记录。
他自己解释的理由与他原先说的一致，既没有组织背景，也没有被其他人指派。
案卷在程壑川手里留了几天，他在结案报告中写了一句：“主犯一人，无组织背景。以五石散诱使十七名老人投河，蛊惑之罪属实。”
行宫里的批文在第二天就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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